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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信笃敬（第1页）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此时距天津教案了结已隔两年之久，随着所谓“同治中兴”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他的不良印象已经淡漠。在曾国藩死后，朝廷和众大臣都对其一生给予了极高评价，悼文挽联更是铺天盖地。那个年代，文章好手也往往是写联高手，送给曾国藩的挽联就有许多佳作，在其中，一副挽联尤其令人注目——“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此联的作者，正是与曾国藩有着近三十年师生情分的李鸿章。

李鸿章是个内心极为高傲的人，他自己经历过的事，办过的事也多，故而俯视一切，但唯独对于恩师曾国藩，从来都是恭恭敬敬，不敢有半点失礼之处，就如同曾国藩是其严父一般。

在事业承续上，曾李的确就是一对父子。曾国藩在其生前，通过耳提面命，将平生的为官之道、政治主张和理想，都统统传给了李鸿章，而作为曾国藩的忠实门生，如同联语中“薪尽火传”所概括的那样，李鸿章对于乃师的政治思想体系不但完全继承下来，还在总体上加以了阐发。

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后，曾国藩当时就意识到，无论太平军还是捻军，都将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洋人却还要在中国继续待下去，而且肯定没有力量将他们很快赶走。那么，今后究竟该如何跟洋人打交道呢？曾国藩的办法，是把儒家的处世原则“忠信笃敬”移用过来，作为对外交涉的重点。李鸿章在上海时期，他便在这方面对李鸿章进行训导，并反复叮嘱他，对洋人一定要示以谦和，一定要讲究信任，绝对不能有半点傲慢之情流露于言行之间。当然，李鸿章并没有完全按照“忠信笃敬”去做，特别是在实际操作中，当他发现“痞子腔”往往更实用，更有效时，便会频频使用“痞子手段”并自鸣得意。

曾国藩并不迂腐，作为一个成就极高的战略家，对“忠信笃敬”如此坚持，正是他在战略层面对外交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他和李鸿章等洋务派都认识到，中国要对付强大的西方国家，急需自强，但“自强”并非一朝一夕或靠空言就能达成，在此之前，必须对洋人予以“忠信笃敬”，并以此去感化他们。

对于外交领域的“忠信笃敬”，直到曾国藩受命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仍不能真正予以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