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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津(第1页)

1900年9月18日,李鸿章乘“安平”轮抵达塘沽,在一群俄国军官的欢迎和保护下登岸。不出所料,即便李鸿章没有乘坐俄舰,各国官兵仍对俄国军官“为什么对中国人如此尊重感到奇怪”,一个站在码头上的德国军官,甚至因为俄国军官“穿上礼服欢迎这么个人物”,“非常粗鲁地表示莫名其妙。”

俄国保护李鸿章北上,与其区别于西方各国的对华政策是一致的,但其背后却隐藏着极其险恶的用心,那就是入侵东北。应该说,李鸿章对此并非没有警惕,在签约《中俄密约》后,他曾多次告诫实际主持外交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要求俄国不要沿中东铁路南下,并警告说如果俄国南下,“就可能掀起政治风暴”,引起中国人的抵抗。

义和团运动开始后,东北义和团开始拆毁中东铁路,李鸿章深恐此举成为俄国入侵东北的借口,急电东北三省将军,请他们禁止毁路,然而迟了,俄皇尼古拉二世已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派十万俄军乘机侵入东北。至李鸿章离粤赴沪时,俄军先后制造了海兰泡惨案,并强占江东六十屯(两案合称“庚子俄难”),李鸿章抵达上海后,才得知消息,对此当然不能容忍,遂请促俄国专使就此进行会晤,但却未能如愿。

在李鸿章离沪北上前,俄军已攻占了哈尔滨。问题在于,这时的清廷已经自身难保,根本无力顾及东北,与此同时,俄国却成为各国中相助中国最为积极的国家,维特不仅表示可帮助中方与其他各国迅速议和,而且俄国也已从北京撤兵。李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会商后,都倾向于先争取俄国之助,解决眼下的议和,之后再回过头来,与俄国就入侵东北进行交涉。三人为此联衔上奏清廷,称:“俄财相维特可以相助,千载时机,绝不可失。”

就李鸿章来说,他对借俄之力实出于不得已,因为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更好的选择。在俄军的保护下,李鸿章暂住于塘沽的海防公所,之后在与俄国陆海军司令会晤时,他对俄国从北京部分撤兵表示感谢,同时又力劝俄军暂缓进攻沈阳。

9月19日,李鸿章又由俄军护送到达天津,为其住所担任门岗的是俄国卫队,而且保卫制度很严格,出入必须有出入证,以防闲杂人等接近。李鸿章并不情愿接受俄国的这种“特殊礼遇”,因为他知道俄国人这么做不仅需要己方付出相应代价,而且还会使自己身上“亲俄派”的标签更难去除,从而增加议和的困难。在会见英籍的天津海关税务司杜德维时,他询问总税务司赫德为何没有遵照清廷谕旨,安排军舰从上海接他到大沽,并说如果赫德能遵旨照办,他也就不需要让俄舰护送,因而引起他是“亲俄派”的流言了。

李鸿章还会见了过去的洋幕僚、德国人德璀琳。德璀琳提醒他,担任八国联军统帅的德国人瓦德西,在未来的谈判中将是一个主要人物。不久,瓦德西抵达天津,李鸿章急不可待地谋求与之会晤,但瓦德西却按照德国zhengfu的指令,以“只管战事,不管交涉”为由,拒绝了李鸿章的请求。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默,虽然在上海已与李鸿章来往过两次,然而到津后,也同样拒绝与李鸿章进行晤谈。

德国人连个面都不肯见,显然是想拖延停战议和进程,为八国联军继续“用武”创造条件,而李鸿章根据他所得到的最新情报,八国联军还将进攻保定。停战谈判必须尽早举行,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为停战议和铺平道路。在李鸿章的电请下,清廷降旨,向俄、德、日致送国书,希望“尽捐嫌隙”,“早定和议”;就俄国从北京撤兵一事,正式向其致谢,并借机请俄国劝说德国采取同样的行动;趁德军尚未全到北京,赐祭先前被杀的德国公使克林德,无非是让德国人消消气,不再对中方穷追猛打。

慈禧在逃亡之初,顽固派仍在“行在”中据有话语权,慈禧还命端郡王载漪入枢,辅国公载澜充御前大臣。其时李鸿章尚未离沪赴津,对此消息大感不安。他原已奏准荣禄(北京沦陷后退守保定)为议和全权大臣,但荣禄并不愿意加入议和交涉,其理由是行在没有主和派主持,就怕主战派继续掣肘。李鸿章认为荣禄“所虑极为周密”,慈禧身边确实需要有一位能影响慈禧,牵制顽固派的实权人物,以便协调内外,促成和议,又考虑到因武卫军参与围攻使馆,各国公使对荣禄都有所不满,“不肯接待”,遂奏准荣禄返回行在,“入值办事”。

在推动荣禄返回行在的同时,李鸿章以利于议和为缘由,联合东南督抚,对顽固派发起猛烈进攻。早在他从上海启程前,即与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会衔,密奏“清君侧”,请求惩治“肇祸”诸大臣:“统率拳匪”的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右翼总兵载澜、左翼总兵英年;“庇纵拳匪”的端郡王载漪;查办义和团不实的刑部尚书赵舒翘等。

李鸿章等人在奏议中明确,惩治“肇祸”诸大臣也是各国领事的共同看法,强调此事乃“各国公愤所在,断难偏护”,如果迁移不办,“恐各国变其宗旨,愈之愈不可收拾”。慈禧显然受到了触动,9月19日,她在召见随行军机大臣时,面斥载漪,刚毅等见状都深感“圣怒不可测”,一个个都噤不敢言。李鸿章得到这一信息后,迅速判断出载漪、刚毅等已“势挫计穷”,完全失宠了,遂致电清廷,在敦促“议处首祸诸臣”的同时,特别强调要将“端王逐出军机”。

果然,慈禧接电后,立即允其所请,革去载勋等人的爵位,撤去载漪的军机处大臣等一切差使,至于载澜、英年、刚毅、赵舒翘等,则分别轻重,严加议处。至此,清廷高层主和势力取得了绝对性胜利,议和的趋势更是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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