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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折(第1页)

张之洞在电奏中,力主对《议和大纲》中外国驻军津沽和削平大沽炮台的条款进行修改,同时为了防止各国武力挟制“两宫”,他建议“暂缓回銮”,并定行都于长江上游能行小兵轮的武汉至荆州一带,这样在情况有变时,可以做到水陆两便。

张之洞提出要修改条款的几个地方,其实荣禄也提到了,但荣禄深知奕劻、李鸿章的艰难处境,“可怜奕、李,名为全权,与各国开议,其实彼族均自行商定”,然后才将《议和大纲》交给奕、李,“无所谓互议也”。按照荣禄的意见,朝廷的电复是原则上接受《议和大纲》,之后再在细目即具体条款上进行修改。张之洞的电奏不然,他是先不接受《议和大纲》,坚持只有改好了细目,才能与各国画押。

然而张之洞的建议还是得到了朝廷的赞许,慈禧随即命李鸿章、奕劻停止对《议和大纲》画押,并与张之洞、刘坤一电商,对细目进行修改。

前面朝廷已批准《议和大纲》,李鸿章、奕劻也已将此事通知各国公使,现在却又反悔说不能画押了,要修改细目,各国岂肯轻易答应?果然,清廷的游移立即引起了各国的警觉,公使们开会要求李鸿章、奕劻签署一份正式议定书,同时向各国使馆提供一份清廷批准《议和大纲》的上谕,且每份上谕上都必须盖有“御宝”(即皇帝印章),说只有等这些文件齐备后,才能确定继续进行和议的日期。

李鸿章、奕劻本已处于交涉困境,刚刚看到一点曙光,未料又被弄到焦头烂额。二人都对张之洞极为不满,认为张之洞原先对作为议和全权大臣就怀有畏难情绪,不得已才加入,此后又没有北上,什么麻烦事都不用处理,等到这边和议稍有眉目,才从半路杀出,指指点点,高谈阔论,以致议和局势被其瞬间搅浑。奕劻致函荣禄,称张之洞“忽发高论,各使哗然,又添许多波折”,怨愤之情,跃然纸上。

张之洞的“高见”虽然主要是想保住中国的“自主之权”,但亦打着个人的小九九,其在长江上游建行都的主张,首倡于前八国联军统帅、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为的是把清廷置于英国势力范围和英国控制之下。而张之洞这一提议是因他所说的武汉至荆州一带,乃湖广总督管辖范围,将清廷行都设于自己辖境,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地位,以便取代直隶总督而成疆吏之道。

国家已到如此危亡境地,居然还藏着这样的私心,张之洞与李鸿章等人的眼界高低,可谓高下立判。李鸿章、奕劻久历宦海,岂能不知,他们在将张之洞所论各点中认为不切实际的部分摘出来,予以逐一电驳后,特别以“銮舆固然不能随便游幸,各国公使尤其不可能听我调度”,指出其设行都的建议,“尤属谬论偏见”。

过去因为政见、个性等不同,李鸿章与张之洞就不太对付,只是因为大局严峻,才在“东南互保”等方面临时达成一致,现在驳来驳去,两人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互相都看不惯对方的氛围之中。李鸿章说他以为“张督”在外多年,总要多点阅历了,却不料“仍是二十年前在京做书生时的习气”,只知夸夸其谈,而全然不知局中处事的艰难。张之洞最听不得别人说他是书生,闻言也颇为恼火,立即反唇相讥,说:“合肥谓鄙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

这种已上升到人身攻击的所谓电商,自然商量不出任何结果。李鸿章很清楚,在此内外皆危之际,无论是高谈阔论还是争论不休,都不能扭转危难,如果还坚持不画押,甚至指望使用拖延战术,谈判即刻就会破裂,结果只能将大清朝拖入无休止的战乱。

1901年1月6日,李鸿章、奕劻上奏清廷,强调既然已经颁诏批准,就应当对负责谈判的全权大臣予以信任,否则,“全权无权,不但不能商榷撤兵,而且不能制止其进兵,关系利害太大”。至于刘坤一、张之洞,二人虽同为议和全权大局,但都远在南方,对京城的复杂敌情未必了解,若照朝廷的意见随时与之电商,恐怕只会耽误事。

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李、奕提到瓦德西又有分兵四出的迹象,为不发生意外,他们表示在下次各国公使会晤时,将依旧按照前旨(即批准《议和大纲》的谕旨)办理。所谓“联军兵威”不提便罢,一提就足够令慈禧、荣禄胆寒,1月10日,清廷无奈之下,只得回到最初的态度,电旨允准将《议和大纲》画押,但也指示李、奕在画押之后,仍须对细目进行修改。

15日,李鸿章、奕劻遵旨在《议和大纲》正式签字画押,并于次日将各国所索要的这份正式议定书连同“用宝谕旨”,一并送交各国公使。值得注意的是,文件中还有一份相当于备忘录的“条款说帖”,从“条款说帖”的内容上看,李、奕基本上接受了清廷和荣禄、张之洞对《议和大纲》细目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只是对其中有些问题持有异议,比如惩办“祸首”,清廷和荣禄主张从轻,而李、奕坚持从严,又如削平大沽炮台,荣禄希望撤去炮位、兵丁,但保留空炮台,李、奕则赞成平毁,认为“门户之防,本不可靠……似仍以自强为善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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