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鼠小说

多病之人（第1页）

1901年9月7日，是正式签订和约的日子。此前两天，李鸿章已患感冒，鼻塞声重，精神困倦，但自入京以来，他以衰年而膺艰巨，忧郁积劳，时病时愈，几以为常，因此未遵医嘱，仍抱病前往西班牙公使馆画押。

当天，奕劻、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十一国正式签订了《辛丑条约》。在近代史上，《辛丑条约》是赔款数额最多、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一个条约，达到了清末不平等条约的顶峰，成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条约中仅赔款一项就令人咋舌，四亿五千万两的本息再加上地方赔款，总数超过了十亿两白银，史称“庚子赔款”。因为“庚子赔款”，中国zhengfu的重要税收，除田赋外，几乎全被各国控制，海关和盐务税收机构也因此沦为了各国收款的代办机关。

李鸿章在画押时的心境可想而知，一向驾轻就熟、挥洒自如的笔毫，变得重如千钧，写出来的字也随之显得分外黏滞沉重。在《辛丑条约》的画押处，“李鸿章”三个字挤在一起，看上去既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因为难以辨认，很多人甚至还以为李鸿章签的是自己爵位“肃毅伯”中的“肃”字，猜想他是要回避本名，以在朝廷受封的身份来落下这个耻辱的款。

签约结束，带着满腔悲愤和无奈返回寓所后，李鸿章的病情骤然加重，寒热间作，痰咳不止，饮食不进。清廷闻讯，“着赏假二十日”，让他“安心调理，期早就痊”。

在李鸿章休养期间，八国联军开始从京城撤退，慈禧、光绪从西安准备回京。李鸿章虽在病榻之上，仍不能完全静养，而必须和奕劻一起，继续就相关事宜与各国公使洽谈。

9月22日，距《辛丑条约》签字后半个月，李鸿章上奏清廷，在汇报交涉经过、条约内容后，说了一句画龙点睛的话：“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指庚子国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他希望清廷自此以后，能够“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认为这样或许还可渐有转机，“譬如一个多病的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如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

如今李鸿章和清廷一样，都成了多病之人，最需要的都是“善自医调”，但对于李鸿章来说，还有许多事情等待他出面处理。10月3日，觉得病情已经好转，在依旧“身体软弱，腰腿酸痛”的情况下，李鸿章奏请销假。

结束休养后，李鸿章立即恢复了中俄谈判。这场中俄谈判已经变成了一场马拉松式的国际谈判，俄国为了避免英、日等国的干涉，又增加了要求中方向华俄道胜银行转让路矿权益的内容。10月10日，华俄道胜银行驻北京代表波兹德涅耶夫，向李鸿章提出了银行协定草案，坚持先订银行协定，然后再订撤军条约。李鸿章非常愤怒，明确表示不能把东北全境交给一个银行去支配，同时他也只会就东北矿产资源的租让权同俄国进行谈判。

与俄国的交涉已经极其艰难，偏偏此时奕劻又奉旨前往河南迎銮，北京局面和剩下的交涉全都留给李鸿章独自承担，这对一个身体尚未完全恢复的人而言，自然不是什么好事。李鸿章的健康状况开始每况愈下，久坐腰酸，稍动即大便失禁。

10月30日，李鸿章前往俄国驻华使馆谈判，双方发生了争吵，致使李鸿章心情很是郁闷，回到寓所后就吐血，且血呈紫黑色。经德国医生诊断，系胃血管破裂，必须静养，只能服食鸡汤、牛奶、参汤等流汁。

自此李鸿章的病情持续恶化。自联军撤退后，李鸿章又在总布胡同里找了一处宅第，总布胡同因明朝的总捕衙门曾设在那里而得名，时称“总捕胡同”，至清末才改为“总布胡同”。李鸿章原本是两边住，有时住贤良寺，有时住总布胡同，但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若有个三长两短，应当在家中寿终正寝，贤良寺更像是行辕，故而病重后，李鸿章便移住总布胡同，且再未返回贤良寺。

尽管脱离了办公地点，然而因为奕劻不在，怕事情耽搁，李鸿章又总是不遵医嘱，起床办事。据随员记录，李鸿章的语言表达能力已明显减弱，心神也似乎有些恍惚，但所论皆公事时事。老幕僚吴汝纶说：“傅相遍体皆老，独脑气不老。”

这期间，俄国公使还曾上门，站在李鸿章的病榻前，就银行协定签字一事予以相逼，李鸿章未肯退让，导致病情加重。11月5日，李鸿章之子李经述、李经迈致电盛宣怀，介绍了李鸿章的状况，认为这样下去，老父的身体恐怕难以支撑。他们请盛宣怀密电枢府，将李鸿章的病情如实报告，以争取朝廷给假休息。

“中外以此老为孤注，亦宜加以护惜，留以有待。”二李在电报中如是说。事实上，李鸿章的健康状况早已牵动朝野，如吴汝纶所说：“此公关国休戚，祝其长生者，殆尽天下也。”

6日，清廷发布谕旨，“著赏假十日”。李鸿章的情况当天也似乎有所好转，为其诊治的美国医生满乐道记录，“出血已经基本得到控制……李鸿章心情愉快且不再疼痛”。可是因为李鸿章仍违背医嘱坐起来工作，结果导致身体又迅速恶化，而且势头很猛，他之前的看似好转也被解读为可能是“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