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提出过分要求,无疑是触动李鸿章杀机的首要因素,但八王为什么要这么做,则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
从实际情况看,最初的降约是郜永宽与程学启单独商定的,戈登和七王都不在场。八王内部对于要达成什么样的结果,也并不一致,郜永宽有携财退隐之意,对他而言,能够保全自己及部下性命,还能再弄个二品武职的虚衔,就已经很满足了,但另外七王却还想带兵,不排除后来的这些过分要求,早就是他们的想法,只是还没来得及与程学启沟通,李秀成就来到了苏州。
在李秀成离开苏州后,慕王谭绍光对于八王的异动已有所察觉,他被杀时,衣袖中即藏有戈登给他寄的劝降信函,既然戈登会劝降他,自然也会劝降八王,谭绍光不可能连这个都想不到。八王也意识到自己的秘密计划终会被揭穿,为免夜长梦多,便不待与程学启进一步谈妥具体条件,抢先杀谭献城。
归根结底,八王始终未摆正自己降将的位置,不明白自己既然选择投诚,就没有资格擅提条件,否则只会招来杀身之祸。这当然与八王作为武将,缺乏政治智慧有着很大关联,清方将此归结为“秉性恶劣,张狂无忌,贪功贪利”。
中午12点,李鸿章在娄门外大营接见并宴请八王。众人就席后,突然有一名军官自帐外闯入,给李鸿章递上了一封信,李鸿章假意要看信件,持信而出。八王正在饮酒,又有八名弁勇入帐,每人手上托一顶红顶花翎的官帽,跪在地上,口称“升冠”,也就是让八王解去原有额上的黄巾,戴上新的清军官帽。八王以为他们的要求已得到满足,都兴冲冲地站起来,让弁勇为自己戴帽。眼看着弁勇们走到八王侧后,陪酒的淮军官佐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立刻也都站起身来,注视着即将发生的情景——说时迟,那时快,刀光一闪,八王血淋淋的人头,已经被八个弁勇抓在了手中。
程学启并未参与对八王的诛杀,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他曾与郜永宽共同盟誓有关。虽然程学启未必相信什么因果报应,但这种心理暗示肯定会对他造成压力,故而八王虽非死于他手,然而在八王被杀后,他却显得有些心有余悸,丧魂落魄。下午1点30分,程学启意外地遇到了戈登,戈登见他焦躁不安,面色苍白,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程学启支支吾吾,说是八王并未按计划晋谒李鸿章。戈登听后,第一反应是以为郜永宽又有了什么顾虑,于是便请在淮军中主持炮局、会讲中文的马格里前去抚慰郜永宽。
下午2点,程学启督同淮军各营分门并进。这时,淮军发现城内太平军依旧分守在各街巷要口,并在各交通要道口堆石置卡,显然是做好了打巷战的准备,而且在八王被杀后,城中立即有人击鼓戒严,致使各卡太平军均剑拔弩张。程学启在李鸿章面前拍胸脯打包票,说只要杀掉八王,即可解散余众,现在一看,情况不是这样,便着急起来。
八王手下的两万官兵已成为淮军最大的威胁,若不及时处置,淮军将损失惨重。程学启立即下达屠城指令,随着一声炮响,顿时杀声四起,城内瞬间陷入恐怖之中。城内太平军此前都已领到“号布”,后者相当于八王给的免死牌,也就是说除了哨兵尚作严防姿态外,大家都以为无事,放下了戒备,哪能料到淮军会突然挥起屠刀。
在太平军的各哨卡防线被淮军迅速击破后,余众也遭到屠戮。淮军大开杀戒时,按照所谓新老“长毛”进行区分,如果对方是苏州口音,会被视为新兵或胁从而被释放,若是南京以上口音,则以老“长毛”论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诛杀。苏州城内被杀得血流成河,有洋人二十天后入城,还能看到“庭院地上浸透着人的鲜血”,并发现“抛满尸体的河道仍旧带红色”,为此淮军不得不专门雇船夫把尸体推到城外大河里,以疏通河道,让战船通过。
淮军欠饷也很严重,程学启在下达屠城指令后,许多弁勇都是边杀边抢,纳王府亦遭到洗劫。下午5点,戈登与译员进城查看,结果被纳王家眷作为人质,围于纳王叔父家中。此时戈登还认为八王只是遭到了拘押,当晚赶紧拟制军令,欲用火轮将李鸿章拘押起来,以迫使其释放八王,同时派卫队去纳王府保护纳王家眷。
半夜,戈登派译员、马夫携其军令出城调兵,但两人没能出得去,译员被杀,军令被毁,只有马夫逃了回来。戈登只得亲自出城,途中又被淮军扣留了一个小时,好不容易才脱身与常胜军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