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说过:“曾国藩在权力面前退缩,李鸿章则伸手要权力。”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心态激进,锋芒毕露,急欲进一步施展自己的抱负,军队和权力对于他来说,都太重要了,曾国藩对于湘军的裁汰方案,当然不是他所期望的。不过与此同时,他也不敢直接说不裁,因为不光湘军,就是冯子材等非湘军的勇营,也已裁撤,淮军有何理由置身事外?
李鸿章的想法是,最好不裁,如果实在要裁,也尽可能少裁。他了解朝廷的心思,太平天国覆败,养着众多非建制内的勇营包括湘淮军,已无大用。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说动朝廷呢?就得说淮军仍有保留价值啊,内患没有,还有外患!
“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李鸿章上书朝廷,表示愿意裁撤淮军,但是希望酌留大部分得力兵将,以备海防。除此之外,他还积极与在朝廷有发言权,又有可能为之唱和的京官联系,大讲改革绿营兵制,精求火器,以为御侮之计的道理,通过他们为自己制造舆论。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朝廷已经知道了洋枪炮的威力,明白若中外战争再起,仅靠刀矛和小枪、抬枪是抵挡不住洋兵的,所以也考虑请洋军官来训练洋枪队。问题是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全国而言,只有淮军真正做到“西化”而且有了成效,就连京城的火器营,都要派人去向淮军学习西洋火器的用法。如李鸿章所说,海防上要派“得力兵将”驻防,淮军自为首选。
按清朝兵制,以汉人组成的绿营本为zhengfu军队的支柱,但经过十余年同太平天国的战争,绿营早已全部崩溃,即便江浙战事已经结束,绿营兵制也难骤然恢复。李鸿章明知这一点,他强调改绿营兵制,更多的还是想变一变淮军的勇营身份,使之与制兵联系起来,或者直接把淮军变成绿营那样的制兵,这样也就可以不用裁或少裁了。对于朝廷来说,绿营兵制能否变易,涉及制度改革,一时难以解决,但是选留相对精通火器的淮军,以填补绿营留下的空白,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朝廷这边是可以放行了,但李鸿章要想实现他的如意算盘,还得过曾国藩这一关,作为湘淮军总统帅,必须得到他的正式首肯和支持才行。正好此时曾国藩也碰到了难题,他在裁军后,留下一万五千人,原来是为了防御皖北太平军余部和捻军所用,但这些兵将在经历南京城下的两年苦战后,皆疲劳厌战,加之攻占南京后大肆抢掠,军纪已经涣散,于是人人思归,纷纷请急。等到皖北防务紧急,曾国藩打算调兵,竟没有肯去,谁都调不动,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给李鸿章下达命令,调淮军北渡作战,以“淮勇新军,济湘勇之穷”。
李鸿章趁机向曾国藩建议,把湘淮军都保留下来,以应付皖北等地的战事。曾国藩虽未立即正面作答,但他已然了解李鸿章的心思,此后他从南京前往安庆,在那里观察、思考了一个月,反复斟酌此事究竟该如何处理。
湘军在其后期就已染上暮气,曾国藩的办法是遣散旧勇,另行招募,重建新营。北京旧鞋铺、靴铺里有一句“抽帮换底,整旧如新”的谚语,曾国藩借用过来,将这种遣撤制度比喻成是鞋铺把旧鞋的底子换上新底子,便能得以整旧如新。眼下,曾国荃留下的嫡系湘军已不是某个营不能用,是所有都不能用,再像原来那样建新营也不可能了。
在湘军没落的同时,淮军却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气象,加之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代替湘军已成必然之势,未来“剿捻”也只有依靠淮军。湘淮一家,李鸿章又是最紧跟自己的学生和部下,曾国藩有何理由不把“抽帮换底,整旧如新”的模式,复制到淮军身上去呢?
除裁撤曾系湘军,保留淮军外,别无他途,曾国藩打定了主意,在返回南京途中,即致函李鸿章,透露将“裁湘留淮”。李鸿章大喜过望,一边保证“敝部淮勇,能战而多士气”,一边表态只要老师有所征调,淮军无有不从。
“裁湘留淮”由此成为定局。曾国藩所指挥的十二万大军,除不在江南的老湘营及部分霆军外,大部分遭到裁撤,曾国荃部被裁撤到仅剩留守南京的四营,连左宗棠在浙江的五万楚军,也裁撤了四五十营。淮军在平吴之后,其水陆之兵实有七万之众,但只裁汰了数千老弱,各营都基本按照原貌保留下来,淮军也因此成为这一轮大裁军中最大的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