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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马案(第1页)

曾国藩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已有两年之久,他的身体状况相当差,除肝病渐重外,右眼完全失明,左眼也视线模糊,正在河北保定的总督府养病,但教案发生在他管辖的天津境内,责无旁贷,接到诏命后,只得挣扎着从保定赶往天津。

在当时的大清官员中,思想开放并且具有跟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者,实属凤毛麟角,曾国藩为其中之一,然而因深知津案情况严重,处理难度前所未有,自己仍旧感到毫无胜算,从保定动身前,他甚至在给两个儿子的家书中都做了带有遗嘱性的安排,可以说是以一死之决心出发的。

到达天津后,曾国藩马上对教案展开调查,基本查明教堂并无拐卖人口事件,杀死儿童作为药材的说法亦纯属谣言,毫无事实根据,但接下来进入处理程序时,由于案情复杂,牵涉面大,洋人又要求苛刻,故而进展缓慢。洋人和朝廷对此都很不满意。

天津教案尚未了结,江南又起波澜,1870年8月22日,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校阅时被湘军勇丁张文祥所刺杀,此案震动朝野。马新贻和李鸿章是同榜进士,人比较精明强干,素称“能员”,但他不属于湘淮系统,既无派系,亦无多少战功,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相比,基本无声望可言。

两江总督下辖江苏、江西、安徽三省,三省乃是清王朝的经济重心,因此江督地位仅次于直督,同时朝廷又需要得力人员坐镇南京,负责将湘淮军裁撤完毕,并整肃裁撤后散落四处的湘军游勇。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奕?便向慈禧推荐了马新贻,他们都认为马新贻无派系背景,又手无兵权,乃江督的最佳人选。

马新贻负使命上任,对裁军一事抓得很紧,惩治湘军游勇也非常严厉,一旦抓到骚扰民间者即就地正法,是故湘军游勇对马新贻恨之入骨,马新贻行刺一案绝非偶然。

涉及镇抚湘军,安定地方,自然少不了湘军大帅曾国藩,而且曾国藩在任直督前,已任江督多年,对江南情形也较为熟悉,另一方面,曾国藩处理津案久无结果,洋人逼迫甚急,朝廷觉得不如让同样以熟悉洋务著称的李鸿章来试试,于是决定以查处“刺马案”为由,让曾国藩从直隶移督两江,另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

江南事务相当繁重,曾国藩亦不愿拖着病体再去南京,故婉拒赴任江督,但遭到朝廷否决。李鸿章在率部赶往天津的途中,接到了调补直督的谕令,又得知曾国藩本无意回任江督,便致函劝慰老师,指出当初把曾国藩调任直督,以马新贻接任江督,本就是朝廷在人事安排上的一次失误,要不然马新贻也不致送命,同时指出江南形势,眼下非曾国藩坐镇不可。

曾国藩见辞不掉江督,转而请求暂留天津,与即将到任的李鸿章一同办理津案。其实天津教案刚一爆发,李鸿章就已与曾国藩信件不断,商讨对策。对于如何了结教案,李鸿章的想法是,这件事错在中方,为了避免战争,眼下只能认错,在此前提下,sharen者抵命,烧了人家房子,抢了人家东西,必须赔偿。不过,对于洋人的其他过分要求,就不能答应,如果他们硬要以此为借口,攻城夺地,或者狮子大开口,提出高达一百几十万的索赔,那打仗就打仗,没什么大不了的。

李鸿章认为,关键还是要想方设法说服洋人。他特别提醒曾国藩,前去与罗淑亚等洋人交涉时,防卫措施必须严密,亲军一定要带去,在以防不测的同时,可保证气势不被对方打压,涉及具体的讨价还价,不妨像他那样适当“参用痞子手段”,跟洋人耍耍无赖,切忌不能因迫于洋人压力就杀戮太多,否则将会令百姓“寒心”,洋人也会更加有恃无恐。

“耍痞子腔”“用痞子手段”,是李鸿章在上海处理洋务时所逐渐摸索出来并行之有效的一种办法,但此类套路,李鸿章能说得出口,曾国藩却未必做得出来,曾李行事的重要不同之处即在此处,这也为他们尔后交涉的成败与否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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