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时人记述,南方只是知道京师陷落,却不知道慈禧和光绪的下落,由于各地督抚也都联系不上朝廷,甚至还有谣传,说慈禧和光绪已经殉难,弄得到处人心惶惶。两江总督刘坤一由此发起倡议,拟推李鸿章以类似“伯理玺天德”(对英语总统的译音)的名义,主持国政,以便暂时维持大局,应付外交。
经过密商,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都表示赞成,于是刘坤一将此事通知了李鸿章。李鸿章说:“你们大家既然共同推举我,我也知道如今这个时候,没人愿意担当这样骂责,只要此事对国家有利,我不敢推辞。近日如果两宫仍无消息,我就先服从众议,勉强就职,不过一旦探得两宫安全的讯息,我将立即奉还大政,守我臣节。”恰好第二天众人就收到了“两宫”已行至某处的报告,刘坤一的倡议遂自行中止。
1900年8月18日,李鸿章收到袁世凯的电告,得知八国联军入京后,各国使馆已解围,但京中无人主持,希望李鸿章能火速乘船沿海北上,设法议和,挽救危局,并说若再晚一点,京城恐怕会被焚之一尽,“大清存亡,唯公是赖”。
国势已处于一触即溃的状态,遥望朝局,李鸿章心急如焚。此时各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以及权衡之后,已经接受了李鸿章北上的选择,但在各国中,一直有要求慈禧归政于光绪的声音,其中尤以英、日最为强烈。李鸿章深知“归政”乃慈禧的心病,国家弄到这个地步,也正是因此而起,若再纠结下去,会更加不可收拾,故而他并不希望慈禧的地位受到威胁,在英、日等驻沪领事面前,一再保全慈禧。
此后,荷兰公使克罗伯又特地由京抵沪,与李鸿章会晤,告知各国公使仍拟让慈禧归政光绪。各国公使痛恨慈禧,首先就是因为她怂恿义和团进攻使馆区,李鸿章为此竭力替慈禧开脱,称“‘拳匪’发难”后,慈禧慑于义和团势力太大,怕祸起肘腋,影响社稷安危,“不得已徐图挽救”,才对义和团不“剿”而“抚”,其真正的矛头并非针对各国使馆。
李鸿章对慈禧并没有彻底丧失信赖,但在对外维护慈禧地位的同时,他在内部亦未因为明哲保身,进而故意绕开慈禧的重大失误和问题不提。张之洞拟了一份致上海各国领事的电稿,其中说“康党”散布谣言,“诬谤”慈禧,并称慈禧“素多善政,尤重邦交,岂有袒匪之理”。张之洞想请李鸿章会衔发出,但被李鸿章婉言谢绝,坚持不肯替慈禧讳过。
李鸿章不仅勇于在朋僚之间表明自己对慈禧的这种态度,甚至还敢于直言要求慈禧“效法禹汤,先下罪己之诏”。后者是一个极为大胆的举动,李鸿章这么做,无非是要敦促慈禧彻底改变态度,以认错赢取主动,在给列强一个交代,博取其信任的同时,也间接保证他本人北上后的安全系数。
在李鸿章的一再催促下,加之形势所迫,8月20日,逃亡途中的慈禧不得不以光绪名义发布“罪己诏”。而且,此时朝廷为求尽快达到与洋人讲和的目的,终于决定将“不为遥制”这道尚方宝剑一并授出。8月24日,朝廷发出电旨:“上谕全权大臣李鸿章,着准其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朕不为遥制”。
李鸿章由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权大臣,对内可摆脱主战派的阻挠,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议和,对外则完全具备了代表朝廷进行和谈的条件,然而即便到了这一步,各国对其代表资格问题仍旧存在不同意见:俄、美是正方,两国对于李鸿章作为和谈代表均无异议;德、日是反方,尤其德国更是强烈反对,德皇威廉二世甚至辱骂李鸿章是“狗”,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说“我希望还可以捉到他,倘英国人禁锢了这只狗,则俄国人就不能与他交涉了”;英国先表示应由被认为亲英、日的刘坤一、张之洞主持议和,后又对李鸿章予以默认,但有英方背景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却指名应由奕劻出面“商议大事”。
各国的不同态度,使李鸿章深感独木难支,必须加上奕劻、刘坤一、张之洞、荣禄,一并前去议和,这样既能向各国显示清廷议和的诚意,又能巩固内部的主和势力,避免因为自己势单力孤,凶多吉少,导致以后的议和过程再经反复。8月25日,李鸿章致电“行在”(即慈禧逃亡途中的居住地),以日本外相青木提出要求为由,请求添派奕劻、荣禄、刘坤一、张之洞一起,同为全权大臣,参与议和。
在“东南三大帅”中,张之洞的资历最浅,胆子和魄力也最小。在清廷旨意明确下达前,得知自己可能随同和议,张之洞原本想要予以推辞。然而刘坤一那边随即传来消息,形势越来越紧张,德续调重兵,英调兵驻沪,日在厦门挑衅,列强各占先着,伺隙而动,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群策群力,尽快议和,国家“尚可弱而不亡”,张之洞这才同意加入北上议和行列。
早已无计可施的慈禧,迅速接受了李鸿章建议。8月27日,奕劻被授“便宜行事”全权,令“即日驰回京城”,与各国使臣商议大事。31日,又增派刘坤一、张之洞为议和大臣,“随时函电会商”。除了荣禄因故缺席外,李鸿章所奏请的另外三人已全部到位,英、日获悉遂做出让步,同意有条件地接受李鸿章为议和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