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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祸”(第1页)

清廷批准《议和大纲》后,希望各国能够早日撤军,但直到李、奕画押,联军也没有要撤兵的意思。各国的态度很一致,那就是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且必须把赔偿的数额定下来。

“惩祸”是阻碍和谈进展的首要和关键问题,各国均认为清廷对于“祸首”的惩罚过轻。李鸿章、奕劻按照清廷“分别重轻,尽法尽惩”和“懿亲不加重刑”的旨意,与各国公使反复“磋磨”,但对方始终态度强硬,寸步不让。2月13日,在各国的强烈要求下,清廷接受李、奕的建议,第三次下诏惩办“祸首”,下旨赐载勋自尽,载漪、载澜发新疆监禁,毓贤正法,董福祥革职缓办,英年、赵舒翘加恩定斩监候(后均赐自尽)。

按照各国要求,“庚子被祸五大臣”即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也被处死,同时被清廷“开复原官,以示昭雪抵偿之意”。次日,慈禧下诏,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然而,即便如此,各国对于惩办“祸首”中仅毓贤一人被当众正法,仍深感不满,瓦德西再次扬言要调兵出京攻击。李鸿章、奕劻见状,一面与各国公使反复磋商;一面危词电奏,劝朝廷继续加重惩办,称“姑息数人,坐令宗社危亡,殊为不值”。2月21日,清廷被迫第四次下诏,对曾经偏袒过义和团的官员痛下杀手。至此,清廷前后已公布了三批“首祸”名单,共惩处各级官吏一百多人,使得清王朝的权力层都因此出现了大空洞。各国这才感到完全满意,中外就惩办“祸首”的问题达成协议,从而扫除了签约中最大的一个障碍。

早在各国取得一致意见、出台《议和大纲》之前,俄国代表曾提出先同中国订立条约,以了结东三省归还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俄约”,与各国议和则被称为“公约”。“俄约”遭到各国公使的反对,之后在俄国的要求下,清廷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代表,在彼得堡与俄国就“俄约”进行谈判,并指示杨儒在谈判过程中随时与李鸿章、奕劻商议。

谈判开始后,俄国公使正式提出书面约稿,约稿表面答应将东三省全部归还中国,实际却通过多项条款的设置,不仅意欲攫取东北的“兵权、利权、派官之权”,而且还企图将蒙古、新疆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划为其势力范围。消息传出,中外大哗,在远东与俄国有着激烈竞争关系的英、日等国,更是大受触动,它们感到俄国吞并东北于己不利,遂一面向俄国提出质询,一面提醒清廷切勿屈就。清廷为此电谕李鸿章、奕劻,指出“东三省签约问题,关系重大”,让李、奕进行统筹,或者同俄国使节慢慢商量,或者联络英、日等国,拿出一个妥当办法,原则上“既不要激怒俄国,也不要激起各国公愤”。

这时俄国为了诱使清廷就范,改换手法,以退为进,在对原约稿稍作删减后,将其作为最后约稿交给杨儒,并限定十四天内签字,不得更改一字,“逾期不画押,东三省永远不还,以后遇事俄亦不能助华”。李鸿章的考虑是先把东三省要回来,同时利用俄国抵制其他列强,让其在关键时候为中国说话,因此主张只需对约稿稍作删改,即签字订约。

清廷方面恳请俄国“展限改约”(即放宽签约期限并允许改约),但被俄国断然拒绝、英、日等国虽然力劝清廷拒签“俄约”,然而也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对俄国施压。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不得不电谕李鸿章、奕劻,准备按照李鸿章的建议,就“俄约”画押,颇具戏剧性的是,仅仅过了三天,清廷突然意识到“不忙于画押(‘俄约’)仅仅只会激怒于俄,但若画押,则会引起各国群起效尤,其祸更速”。于是马上指示杨儒,让他转告俄国zhengfu,要求展限改约,说是这样做“无碍公约”,同时电谕李鸿章、奕劻,令二人通知各国公使:“中国不敢急着于“俄约”画押,请先议公约。”

俄国对清廷的这一做法自然很是不满,财政大臣维特致电李鸿章,扬言“从此应绝交”,还威胁说他已经交代俄国驻华大使,令其在讨论“公约”时,态度要转为强硬甚至凶恶。李鸿章非常担心俄国真的实施报复,甚而再不肯归还东三省,因此那段时间极为紧张,以致举止失常,一连三天都郁郁寡欢。他还特地致电俄国亲王乌赫托姆斯基,诉说苦衷,请其劝俄皇尼古拉二世“宽宏大度,仍守不占中国土地原议,等公约定后,再行画押”。

俄国在恼羞成怒一阵后,也渐渐冷静下来,1901年4月6日,俄国zhengfu发表声明,宣布交收东三省的谈判暂停,等清廷稳定后再继续进行谈判。见拒签“俄约”没有如意想中那样引起大祸,李鸿章这才松了口气,“心始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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