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乃至无法控制的部众,虽然是李鸿章拍板杀掉的,但淮军乘机在城内大肆劫掠却不是他想要的,且让他极为难堪,颇有事态已超出自己控制范围之感。到这个时候,他对于杀降的决定就已经有些后悔了,见到程学启后便忍不住责备道:“你也是投降之人,怎么能对前来投降的人采取如此办法呢?”
程学启很受刺激,当场痛哭流涕,同时他也知道必须尽快收拾事态,于是连忙重新进城,严申军令,在一口气枪毙二十名劫掠弁勇后,城内秩序终于得以完全稳定下来。
不过当戈登派卫队去纳王叔父家中进行保护时,那里已经遭到洗劫,见到程学启后,戈登当面痛骂他不是人,声明之后再不与之交往。程学启虽与戈登不睦,但所部攻坚仍离不开常胜军的火力支援,自然不敢与戈登完全撕破脸面,他先辩称自己只是执行李鸿章的命令,稍后又派开字营的洋教习向戈登进行解释,并将纳王义子交给了戈登。
通过纳王义子之口,戈登才知道其父已死,而此时距八王被杀已过去了将近十八个小时。戈登顿时勃然大怒,立刻拿着枪,带着队伍,搭上火轮,驶抵李鸿章所在官船,欲直接逮捕李鸿章,欲惩其“背信之举”。登船后发现李鸿章不在船上,去参加入城仪式了,戈登遂在船上留下信函,之后返回昆山军营。
李鸿章回来看到信函后,便请马格里替他翻译。这封信函是戈登对李鸿章提出的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辞去巡抚之职,将关印大防暂交由他戈登保管,以待清廷查办,如若不然,他将率常胜军攻打淮军,并将既往常胜军所克之城全数归还太平军。
由于措辞过于非常激烈,马格里不敢翻译,纵然如此,李鸿章从他的表情中也猜出了大概。杀降事件竟如此触怒戈登,是李鸿章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他估计戈登可能是怕背上失信的骂名,因此特请马格里等人去昆山劝解戈登,声称杀降事件系因戈登不知谈判条件,与其无关,同时解释自己之所以下令处决八王,乃是因为他们不识时务,提出了过分要求。
这时在西方洋人中,已经风传是戈登替李鸿章蒙骗八王,对其施以空头许诺,结果害他们被诛杀。戈登羞愤交加,感觉蒙受了奇耻大辱,马格里等人不管说什么,都一概听不进去。当下,他宣布要与李鸿章断交,随后主动向英国领事馆通报了此事件,并扬言要将苏州交还太平军以及率部攻打淮军。
戈登的这种价值观念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也已较为普遍,因此英国领事馆对此非常重视,与戈登商议,看是否要将常胜军的指挥权从李鸿章手中全部夺回。与此同时,驻上海的各国领事还联合起来,签署了一份专呈清廷的文告,谴责李鸿章的杀降行为,警告说如果不对此事件妥善进行处理,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今后将不再支持清廷。
消息传到伦敦后,执政党遭到在野党的猛烈攻击,zhengfu狼狈不堪,发电要求追查此事。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随即通知清廷,称除非得到他的命令,戈登不会再跟李鸿章有任何往来,也就是要收回常胜军的指挥权。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指示戈登,除保卫上海和苏州以外,常胜军给予清廷的一切军事援助都须中止,之后他又亲自从上海来到昆山,面见戈登,着手开始调查苏州杀降案。考虑到戈登及常胜军对李鸿章有意见,弄不好会发生冲突,伯郎决定暂时由自己直接统率戈登及常胜军,常胜军不再受李鸿章调遣。
1863年12月12日,杀降事件发生的第六天,伯郎与李鸿章、戈登在苏州程学启营举行了一次会谈,伯郎在现场对李鸿章大发雷霆,提出只有李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伯郎如此气势汹汹,李鸿章却不为所动,他脸上带笑,不卑不亢地回了一句:“此事系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关,所以我不能向你认错。”这正是李鸿章最经典的“痞子腔”,所谓开口不打笑脸人,伯郎怒也怒不起来,骂也骂不出口,只得携戈登拂袖而去。
洋人对杀降事件这么较真,又把事件的性质看得如此恶劣,殊出李鸿章的意料之外,也让他意识到这次的娄子可能真给捅大了。怎么办?首先得向朝廷作解释,并说服朝廷站在他的立场上替他做主。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报告材料中强调,诛杀八王确实是情不由己,不杀则形势远不会像现在这样平安。他深知朝廷一向讨厌“尾大不掉”的情形,故而除从八王“留发”“求官”等进行阐述外,还采用军民混同的方式,夸大了降众的人数及其威胁,苏州城内太平军实有两万,他把难民加一起,说成是十万,后来觉得十万还不够吓人,又改成二十万。
在降众数字和安置上,朝廷并不糊涂,而且向来追问得很紧,如果大员故意瞒报,就会犯欺君之罪,一旦被人奏参一本,则仕途尽毁。不过启奏者却可以在原则范围内,适当夸大相关情节,李鸿章是写奏折的高手,对此“技巧”自然早已熟练掌握。
此前朝廷已将英方关于收回常胜军的情况,转告给李鸿章。李鸿章让朝廷放心,说现在东南地区对太平军的防剿,凭淮军及八旗绿营的实力,已完全可以胜任。他还称,常胜军除了武器先进外,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别的长处,而那些武器本来也是由大清国出资购买的,英方不是想要回常胜军吗,行啊,让他们把装备全部交出来,配给淮军或八旗绿营,原先配合常胜军的超标准粮饷也都相应供给淮军或八旗绿营,这样一来,我们的实力将得到充分补充,已足以与现在的常胜军匹敌,还怕什么呢?
李鸿章虽然洋洋洒洒写了一大通,但他也并不十分清楚朝廷的态度。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为要共同对付太平天国,这才好不容易有了“中外和好”的局面,万一朝廷顶不住洋人的压力,为顾及中外关系而丢卒保车,牺牲他李鸿章,也不是不可能的。于是在奏本的最后,李鸿章再次施展他写奏章的本事,以退为进,说如果总理衙门“无力了此公案”,从维护“中外和好”的大局,他现在就请旨将自己严议治罪,用以折服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