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鼠小说

急流勇退（第1页）

曾国荃受攻击一事并不简单，其背后有着朝廷的暗中支持和怂恿，所对准的矛头实际也并不只是曾国荃，还有他的大哥——曾国藩。

早在咸丰在位时，已对曾国藩深存疑忌，后来迫于内外交困，无人可收拾江南危局，才不得不授之以两江总督，让他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至湘军攻陷南京，归曾国藩直接指挥的湘军，包括作为嫡系的曾国荃部在内，已多达十二万人，除此之外，他还控制着皖赣等省的厘金和数省协饷，其权力和声势之大，国内无人能及，自然更令朝廷畏忌。

一开始，朝廷专倚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还不敢对他太挑剔，后来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先后崛起，朝廷便抓住机会，对湘淮军首领们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

李、左、沈最初都是曾国藩的幕僚，并受恩于曾国藩，李鸿章的淮军脱胎于湘军，左宗棠的楚军乃老湘军分支，时任江西巡抚的沈葆桢能够仕途发达，离不开曾国藩的极力荐举。由于性格和私交不同，左宗棠、沈葆桢很快就在朝廷的鼓动下，与曾国藩分庭抗礼，左宗棠自独立出来后，一直与曾氏兄弟针尖对麦芒，沈葆桢公开和曾国藩争夺江西军饷，两人闹到了撕破脸的程度，曾国藩激愤之余，甚至一度产生了交出江督官印，仅统兵万余，专办一路的冲动。

与左、沈不同，李鸿章虽然有时候也顶撞曾国藩，在借才不还等方面坚持到底，但他始终以曾国藩的学生自任，并把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曾氏兄弟绑在一起，这也是他拒绝攻击曾国荃的一个重要原因。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古往今来，少有人能逃脱这个规律。就像李鸿章“用沪平吴”后，常胜军便显多余一样，湘军攻占南京后，这支部队即处于类似处境，此为朝廷敢于算计曾氏兄弟的一个大前提。曾国藩对此心知肚明，事实上，他也早有避祸远害，明哲保身之心，朝廷明里暗里的相逼，更使他意识到，裁撤湘军已经刻不容缓，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消除朝廷的疑虑，确保自己的安全。

1864年8月，距湘军攻陷南京仅一个月，曾国藩向朝廷上奏，提出了他所拟定的裁军方案，当即得到批准。

湘军在性质上属于勇营，勇营起源于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之时。从一开始，勇营就是制兵以外的临时性武装，所谓“有事招募，事平则撤”，即打仗了便临时招募，仗打完就解散归农。还在湘军攻陷南京之前，便有许多人包括言官提出裁撤勇营，或妥善安置勇丁，以节省饷银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便曾国藩不主动上奏，裁湘也是迟早的事，只是曾国藩加快了这一步骤而已。

湘军是个大摊子，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最后阶段，其总数已达三十万众，不过很多分支已不属曾国藩统辖指挥。在由曾国藩直接指挥的十二万湘军中，也不全归曾国藩掌握或管辖，左宗棠、沈葆桢等人都有份在里面，真正他能够处理和可以处理的，实际就是曾国荃所统带的五万人马，此时正留驻南京。曾国藩就先从嫡系开刀，他先陈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再将曾部的五万人裁撤一半，留一万防守南京，再留一万五千，派委曾国荃手下的三员将领分别统领，以为皖南北游击之师。

不光是湘军定议裁撤，脱胎于湘军的淮军也面临着需要裁汰的压力，而且照曾国藩所做的榜样，还得裁去一半，至少也不应低得太多。对此，李鸿章乐意吗？他不乐意！

曾国藩生平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个是大学者俞樾，另一个就是李鸿章。曾国藩的看法是，俞樾爱读书，可惜书生气重，为人太过拘谨，不会做官，李鸿章长袖善舞，英姿勃发，天生是个做官的料，可是又不爱读书，他曾戏谑地对俞樾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你俞荫甫（俞樾字荫甫）拼命著书，我呢，两样都不学。”

因为曾国藩的点评，李鸿章给世人留下了不读书而拼命做官的印象，更有人讥笑他是“不学无术”。公平地讲，李鸿章的所谓“不学”，只是他不像曾国藩、俞樾那样以钻研传统儒学自励，他对新知识尤其是国人当时还很陌生甚至排斥的西学，还是很感兴趣而且积极加以吸收的。

曾国藩不是俞樾那样的书呆子，但他深守知足知止之戒，常有急流勇退之心；而李鸿章又与曾国藩不同，他血气方刚，勇于担当，爱做事也敢做事，办任何事都从未有过畏难退缩的想法。在那个时代，只有做官，才会拥有在社会上做大事的机会，换句话说，李鸿章一心做官，是为了实心做事，正如他自己所说：“读书人要想以身许国，替国家效力，为百姓谋福，请问有哪一项不需要先通过做官才能实现呢？”

针对老师急流勇退的做法，李鸿章也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现在的人大多不好意思说自己热衷仕途，眷恋权位，他李鸿章就不一样了，他可以对此毫不避讳地大声说出：我李鸿章不单是热衷做官，而且还是非常非常热衷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