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鼠小说

天津教案（第1页）

李鸿章任鄂督期间，陕西形势发生突变，回民义军击毙了老湘营统将刘松山，朝廷命李鸿章挥师援陕。

刘松山是归左宗棠节制，陕西这摊子事，也由左宗棠主持。“剿攻”西捻时，李鸿章强自忍性，好不容易逼着自己与左宗棠讲和，但平捻战争结束，左宗棠却对淮军所取得的战功不以为然。

李鸿章不愿再与左宗棠共事，觉得入陕“味同嚼蜡”，为此他采取了拖延战术，过了四个月才率两万淮军到达西安，到了之后又表示只愿作壁上观。左宗棠如同过去在浙江对付太平军一样，将西北视作禁脔，把镇压回民义军当作不容他人染指的己任，实际上也不愿李鸿章前来掺和，所以并不催促。

李鸿章在西安待了七天，七天后，朝廷发来一道紧急密谕，要他“移缓就急”，率部克日起程，到京津附近驻扎，李鸿章求之不得，连忙匆匆上路。

原来天津爆发了一个极其棘手的“教案”。所谓教案都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及民间排外运动有关，在鸦片战争前的一百二十年里，基督教在中国一直被禁止传播，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教禁才逐渐开始解冻，但也因此酿成了无数的大小教案，天津教案是其中最大的一起。

事情缘于此前天津发生多起儿童失踪bang激a事件，基督教会育婴堂一直都收养孤儿，此时天津望海楼育婴堂里恰有数十名孤儿，因患传染病而死亡，民间便开始传言“外国修女以育婴堂为幌子，实则bang激a杀死儿童作为药材”。1870年6月20日，有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被抓，他供出自己拐孩子所用的迷药来自教民“王三”，这下子，人们都相信谣言是真的了，顿时群情激愤。次日，天津知县刘杰带武兰珍去基督教堂对质，却发现并无“王三”其人，把教堂的人都叫出来，武兰珍也没有一个认识，证明武兰珍是在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然而此时围观的老百姓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教堂被千余民众包围，教堂人员与民众发生口角并抛砖互殴。

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县刘杰相遇、理论，又怒而开枪，打伤了刘杰的远房侄子刘七以及刘杰的随从。丰大业的不理智举动彻底激怒了民众，越来越多狂怒的人群涌向教堂和法国领事馆，在短得惊人的时间里，人们先是杀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接着包括神父、修女、法国领事馆人员、法国侨民、俄国侨民在内的十八名洋人，以及三十多名中国教徒也全部被杀，法国领事馆和望海楼教堂等多所教堂被焚之一炬。

天津教案发生后，中外震惊，因为在此案中，无论是打死洋传教士、其他洋人，抑或捣毁教堂的数量，都创了鸦片战争三十年以来的历史纪录。法国联合英美俄等七国公使，联衔照会总理衙门，提出抗议，同时各国军舰开至天津大沽口外，要求处死中国相关官员，否则开战。面对此种危急局面，清廷紧张万分，当然也要调重兵备战。

原直隶总督、湘将出身的刘长佑，曾用湘军营制办法对绿营兵勇进行改造，在直隶建立了一支练军。清廷对以湘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始终不放心，平捻战争一结束，就因不愿意让淮军负责畿辅防务，谕令将其移撤黄河以南，后又顺水推舟，接受李鸿章的奏请，对淮军进行裁撤。

然而练军却是扶不起的阿斗，在淮军撤走的情况下，无力单独保护畿辅。清廷让曾国藩移督直隶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借重其经验，对练军进行整顿。

无论刘长佑还是曾国藩，习惯的还是湘军那老一套练兵法，而湘军实际已难以跟上军事变革的步伐，曾国藩到任后，仍无法把练军练成强兵。湘军已大部裁撤，未裁者也多已衰败，致使曾国藩督直时，连自己都没有嫡系的湘军武装作为后盾，还得依恃淮系铭军，才能摆脱困境。

清廷再疑忌淮军，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淮军装备和操练的近代化程度，在所有清军中独占鳌头，是当时最精锐的部队，没有淮军的参与和作为主力，平捻不可想象。

认识到要确保京津安全，只能继续借淮军，清廷急令李鸿章率部移师入直，预防各国海军侵扰，同时命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处理津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