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鼠小说

李鸿章外交（第1页）

与过去王朝不同，如今中原政权所面对的威胁，已不再是内陆的少数民族，而是海外入侵势力。按照曾国藩的看法，那已经不是一个族类，是“数十国联成一气”的西方世界，“中国能防御一国，未必能遍防各国；能侥幸取胜于一时，未必有力量坚持多年”，故而不管洋人对自己的态度是好，还是不好，都必须忍辱负重，以不触怒对方为限。

李鸿章在上海时，就靠“痞子腔”摆平了洋人，曾国藩对此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这只是小聪明，并非大智慧。他对李鸿章说，我们现在既然没有实在力量，不管你如何“虚强造作”，耍小聪明，做小动作，洋人都能看得明明白白，到最后也都是不中用的。他的看法是，在与洋人交涉时，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之该讲情的时候讲情，该说理的时候说理，这样虽不致能占到什么便宜，但也或许不致过于吃亏。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己方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只要脚踏实地，就算是跌跟斗也不致跌得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其后，李鸿章在处理津案后续事宜时，不管是同法国，还是和俄英美交涉，他都捧着“诚”这个锦囊。

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兼贵人，李鸿章能在四十多岁前成就功名事业，离不开曾国藩的提携，这一点，人尽皆知，但若说到洋务，自津案后，大家都觉得曾国藩不如李鸿章内行。李鸿章则对此直摇头，他认为曾国藩为他指导了战略，外交能力实际在其之上，到了晚年，他更总结道：“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

李鸿章办外交，力主“和戎”。“和戎”或称“和战”，简单来说，就是对外不主战，不求战，争取和维护和局，万一遇到战争，也要牺牲一些利益来早日结束战争。这是李鸿章从曾国藩“忠信笃敬”的战略出发，并结合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实践，所总结出来的一套独立的外交思想。

李鸿章自己是靠打仗打出来的，但他和曾国藩一样，都极不赞成不顾实力，盲目地谈论对外战争，认为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才是战争史上最高明的用兵之道。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可以从林则徐那里找到源头，然而他却对林则徐不以为然，这主要就是因为林乃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主战派代表人物。同样，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代表人物，僧格林沁也受到李鸿章的批评，在他看来，林则徐、僧格林沁轻率主战，反而加速了国家的崩溃，作为国家重臣，这样的不智行为不可原谅。

李鸿章不把他的“和戎”看作是“降戎”，而是视为一种策略性选择，其根本目的是为“自强”争取时间，创造条件。他的假设是，一旦和局不再，将会造成兵连祸结，国力耗尽，不但无资兴办新事业，也无法再引入国外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之后必然就是洋务运动随之夭折，“自强”成为镜中月，水中花。他甚至认为，就算有朝一日，国家已经有了足够实力，可以百战百胜了，也不可轻言战事以消耗国力，更不用说现在积贫积弱，且面临大变局了。

就这样，李鸿章把“和戎”与“自强”联系起来，形成了“外须和戎，内须自强”的新外交理念。有研究者认为，它结束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那种“外交虚无”状态，使中国的外交决策开始理性化，也因此，人们常将洋务运动时期的外交称为“李鸿章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