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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和局，阴为战备（第1页）

在展开“循理外交”的同时，李鸿章建议总理衙门派闽省水师去台，以阻止日军在台登陆，并主张派得力陆军数千，用轮船载至台湾南端的凤山、琅桥附近，择要屯扎，以为先发制人之计——若日军擅自登陆，可以一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一面整军以待，使其无隙可乘。

然而总理衙门并不相信日军真的会悍然侵台，李鸿章这一未雨绸缪的建议未能被及时采纳。1874年5月，日军趁势在台湾琅桥登陆，因日本以琉球居民被牡丹社族人所杀作为理由，故而此次出兵也被称为“牡丹社事件”。

事已至此，总理衙门有些慌乱，主张请外人调停，以向日本贴补“兵费”（即出兵费用）了局。李鸿章极力反对，他认为如果就此妥协退让，以后日本会得寸进尺，索求更多，况且，对于请外人调停能否奏效，他也缺乏信心，按照他的观察和分析，西洋各国此次虽然都没有明着帮助日本，但未必肯为中国火中取栗，甚至他们都未尝不希望日本侵台成功，以便能够跟着从中渔利，“断无实心帮我者”。基于这一认识，当法国驻华公使赴津谒李，表示愿意进行调停时，李鸿章断然予以了拒绝。

在李鸿章的坚持下，朝廷一面向日本提出抗议，一面根据台湾形势的变化，决定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福建布政使潘霨带领兵船前往台湾察看，之后随着日军侵台形势的变化，又委任沈葆桢为钦差大臣，以重事权。

李鸿章以“和戎”作为其外交的基本理念，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持实力外交论的外交家，他主张与西方大国保持和局，乃是因为彼强我弱，不得不如此，而当他用实力原则来对日本进行审视和衡量时，认识和做法就大不一样了。

依靠幕末时期就已开始的自强以及稍后的明治维新，此时的日本业已成为东亚的新兴国家。然而中国也在差不多时期就展开了洋务运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求强，兴办军事工业，七八十年代求富，创办民用工业，由此缔造出所谓的“同治中兴”，在综合实力上并不处于下风。

李鸿章提出“明是和局，阴为战备”，最终目的还是要逼和日本，不过与总理衙门最初的应对不同。在他看来，只有加强战备，凭着实力相抗，才能加速和平的到来，若只是一味依赖于请外人调停等外交手段，终究无济于事。

战备方面，据李鸿章了解，日军拥有两艘铁甲船，清军水师则尚无大型海船能与之匹敌，且驾驶轮船的水手都没有在海上经历过实战，对于海战取胜没有把握，这让他意识到，此次台湾备战仍须依赖于陆军。

沈葆桢、潘霨能够直接带去台湾的部队，为闽军即福建驻防军。闽军的洋枪都还很少，相比之下，淮军在“剿捻”结束时，就已全部更换洋枪，率先完成了由冷热兵器并用到全部使用热兵器的过渡，李鸿章因此向沈葆桢自荐淮军赴台，并计划筹调驻防徐州的武毅铭军。

武毅军由郭松林的松字营、李昭庆部以及奇字营等合编而成，李鸿章赴天津任直隶总督那一年，刘铭传奉命督办陕西军务，李鸿章又将武毅军拨归刘铭传的铭军，刘铭传令分统唐定奎接统武毅军部分，称武毅铭军。次年，刘铭传请假离营养病，铭军一部分继续驻陕，武毅铭军则移驻徐州，作为南北策应的机动部队。

在东南数省之中，要挑选能够机动的现成大支枪队，只有一个武毅铭军。李鸿章说他虽不敢自夸武毅铭军能征善战，但相信拿来威慑日军应该还没有太大问题。他同时建议沈葆桢，在迫使日军退却后，可以将武毅铭军留在台湾，就地驻防。

淮军的装备在国内虽然无出其右，然而在平捻战争结束后，由于没有大战且经费紧缺，其武器的升级换代实际已陷于停滞状态。当时西方各国包括日本，都已普遍换用后膛枪炮，淮军却还在使用内战时装备的前膛枪炮，尽管李鸿章也挤出经费，买了三千杆后膛枪，但只是作为大战应急所需，尚未发到弁勇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就得做好光靠武毅铭军吓不退日军，或作战时不敷使用的心理准备。李鸿章的对策是以数量补质量之不足——若觉得武毅铭军的力量太单薄，他就把驻陕铭军也增调过去，再不行，便从其他淮军中抽调数营，直接补充武毅铭军，反正只要沈葆桢需要，淮军要多少给多少。

武毅铭军本身有步队十三营，驻陕铭军有枪炮队十九营，再加上抽调的数营，赴台淮军将超过一万六千人。而侵台日军不过三千六百人，淮军是日军的好几倍，李鸿章不认为这样还会处于劣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