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鼠小说

我是想打的（第1页）

在李鸿章“以敌制敌”的外交策略中，均势制衡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换一种说法，均势制衡也可以被称之为合作性外交，其要点是利用各国在利益角逐中的矛盾，平衡各方力量，从而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和安全。李鸿章能够判断出日本不敢轻易攻击中国大陆的各口岸，就是看到和利用了均势制衡。台湾通商也一样，如果只允许日本一国通商，势必将造成垄断局面而无法控制，以日本对于台湾所表现出的野心，台湾迟早也将为之所侵吞，那么，为什么不能使琅桥也成为像大陆通商口岸那样的公共口岸呢？一旦变成公共口岸，向各国开放，则哪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占，谁想独占，不须中国出手，其他国家就会群起争之。

“与其听一国久踞，莫若令各国均沾”，在李鸿章做出此设想时，恰好英国公使威妥玛针对日本侵台所造成的僵局，提出以台湾通商了局，李鸿章于是趁势建议将琅桥开为公共口岸，他也预料到日本不会同意，双方难以取得共识，又主张请法、美、英等各国公使出面调停。

“贴费”也是之前李鸿章坚决不能容忍的，然而考虑到如果日本对琅桥被开为公共口岸缺乏兴趣，那肯定还要从别的地方捞到一些什么，不给钱难以尽快打发，李鸿章也做了让步，但他采用了对中国zhengfu而言，更为体面一些的解释：琉球案至今已经有三年了，案发时，负责管辖此事的福建未认真查办，不管怎么说，多少总有点责任，故而中方可以承担琉球案遇难者的抚恤费用，日军为了琉球案远涉重洋至台，亦可适当领取“犒赏费”。

“以抚恤代兵费”，并非李鸿章的初衷，他也知道和“贴费”相比，“抚恤”“犒赏”只是换了个名义而言，依然“稍损国体，渐长寇志”，但又认为这样才可以尽快地收复失地，避免战争，并用节省出来的战争费用筹备海防，是“忍小忿而图远略”的做法。

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赞成李鸿章的意见，做好了与日本进一步谈判的准备。1874年9月1日，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以全权大使的身份来到天津，因为已经从柳原那里获知李鸿章是强硬的主战派，于是直奔北京。

大久保利通是所谓的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他以铁腕推动倒幕后的日本国内改革，自称“东洋俾斯麦”，是个非常骄横跋扈的人，琅桥开为商埠以及“以抚恤代兵费”皆为其所拒绝。当着总理衙门大臣的面，他递了两张纸，一张上写着“占地”，一张上写着“兵费”，说中方只有两个选择，非此即彼。文祥等据实驳斥，大久保不为所动，态度蛮横，几乎导致谈判决裂。

总理衙门生怕谈崩，一再促请李鸿章进京与大久保谈判。李鸿章深知日本人的伎俩，始终不肯进京，并公开放出话来，“时至今日，与日谈判，已属无用，应迅速决定交战，布告全国”，并表示如果交战的话，“愿自任主帅，指挥三军”。李鸿章的话半真半假，说到底，还是一种虚声恫吓的退敌策略。

确证李鸿章依旧主战后，大久保再了解侵台日军的状况，得知由于染疾身亡者越来越多，日军军心已经动摇，不少官兵都哭哭啼啼地吵闹着要回国，这让他内心十分焦急。10月初，连西乡也按捺不住，写信给大久保，报告说自上月开始，瘟疫在军中流行，将士患病者已十居其九。

10月11日，见实在无法久拖，大久保向总理衙门呈递照会，声称数日内中方若还不能令他满意，便要启程回国，刻意摆出一副要决裂的架势。然而他却又在照会上留下了“两便办法”的话，实际是也怕弄假成真，导致谈判真的破裂。

一周后，大久保还留在北京，根本没有动身，于是两国又就他的“两便办法”开始谈判。谁知大久保说的“两便”并不是大家方便，而只是他一家方便，他虽放弃了“占地”，但仍抓着“兵费”不放，总理衙门则坚持日本先退兵，并且“以抚恤代兵费”。

双方不欢而散，大久保等人又嚷嚷着要回国了。这时，按照李鸿章所说办法，总理衙门请美、英、法等国公使出面进行调停。公使们无利不起早，看到清廷有在台湾开埠通商的意思，都兴奋起来，愿意“仗义执言”，实际就是给日方台阶下，并为两边递话。

大久保果然不再纠结“兵费”的名义了，但他狮子大开口，给“抚恤费”报了一个两百万两的高价。总理衙门早就框好了底线，给出答复：“抚恤费”不能超过十万，日本必须将其在台湾所修造的道路、房子等保留下来，作价四十万，总共不能超过五十万，愿不愿意，悉听尊便。

大久保无法久拖不决，眼看已难以诈出更多银子，便同意了总理衙门的报价。1874年10月31日，文祥与大久保各自作为中日代表，在北京签订《台事专约》，规定日军撤出台湾，中国给日本五十万两白银作为“抚恤”，同时承认台湾居民将“日本侨民”妄以加害，日本出兵“原为保民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