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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永历朝廷的覆亡（2）（第1页）

第四节两广抗清义师的被摧毁

李定国在1653—1654年（顺治十年至十一年）以广西为根据地，联络两广义师，竭力邀请郑成功亲率主力实现东西合击，收复广东。这个事关全局的战略计划由于郑成功消极应付，终于功败垂成。到1656年，李定国带领主力赴贵州安龙把永历皇帝迎往昆明，留驻广西的明军只剩下镇守南宁大将贺九义部。当时，永历朝廷同东南抗清势力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广东沿海（廉州、钦州后划归广西）的义师，李定国主力转入云南，两广局势因而逆转，同东南抗清势力的联系也必然削弱。李定国自然明白形势的严峻，但是他为了挽救南明危局，把永历帝护送入滇，内心是希望秦王孙可望能改弦易辙，俯就臣节，内部安定之后再分路出师。然而，孙可望自以为兵多势众，毫无改悔之意，滇、黔隐成敌国的局面使李定国无暇他顾。等到孙可望公开发动内战，兵败降清后，李定国正着手整顿云南、贵州、四川事宜之际，清朝已部署大规模进攻。永历朝廷一直处于左支右绌的境地，再也没有力量经营两广了。在失去了主力支援的情况下，两广各地复明义师于艰难竭蹶之中各自为战，最后都被占绝对优势的清军击败。

1658年（顺治十五年）冬，贺九义奉李定国的命令率部放弃南宁，返回云南。清朝两广当局乘机向南宁、太平、思恩推进。顺治十六年三月初四日清军由浔州出发，二十七日占领南宁。南宁陷落后，南明将军陈奇策、罗全斌、阁部郭之奇等仍据守上思州（今广西上思）、太平（今广西大新县南）、江州所属土司。闰三月初七日，清广东总兵栗养志攻占上思州，明凌海将军陈奇策带领残部数千人逃往滩宁寨。次日，栗部追至该地，击败明军，陈奇策被活捉[55]。到这年十一月，清方侦报得知罗全斌藏于忠州（这是广西南宁府下属的忠州，今废，约在现地名“旧城”处，与四川忠州非一地），总兵蔡琦藏于龙州，将军周文龙藏于田州（今广西田阳），阁部郭之奇、总兵阎永德、光泽王等人避入交趾，“伏莽棋布，指不胜屈”[56]。清两广当局因为广西官兵主力已在提督缐国安率领下奉命进军云南，兵力不敷分配，移檄“谆谆以招抚为先”，栗养志依计而行，选拔“知事能言之官分途招徕”。于是，明威海将军罗全斌和部下兵将纷纷出降，南宁府和太平府的明朝官员也大批具文归顺，其中包括龙州、下石西州（地近凭祥）、凭祥、思陵州（今废）等与安南接境的州县[57]。安南当局曾经同永历朝廷保持联系，后来看到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已趋稳固，在政策上做出调整，由支持南明政权改为支持清朝[58]。这样，永历朝廷李定国等同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张煌言等联络的陆上—海路交通完全被切断，这以后郑成功、张煌言得到的行在消息大抵都是从清方“捷报”和有限的秘密使者口信中获悉。东、西联络的隔绝从下面这个例子可以明显地看出：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永历帝派漳平伯周金汤（字宪洙）、职方司黄事忠（字臣以）由广东龙门（今属广西防城）乘船航海到达厦门，封郑成功为延平王，同时晋升东南沿海坚持抗清的文武官员爵职。郑成功等派左副都御史徐孚远、总兵张自新（字衡宇，挂都督衔）携带大批官、私文书赴昆明复命。途经安南时遇阻，徐孚远被迫返回，张自新、黄事忠（周金汤似在这以前返回广东）从间道入广西[59]，在思忠府（恐系思明府，地近今广西凭祥）被清军栗养志部擒获，携带的大批奏疏、书信等文件全部落入清方之手[60]。

清军占领广西以后，在广东沿海地区坚持抗清的义师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先后被清军剿灭。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学士郭之奇、总督连城璧联络的王兴部、邓耀部和李常荣部。

到1658年（顺治十五年）七月，清平南王尚可喜趁明永历朝廷节节溃败，决定摧毁文村抗清基地，拔除忠于明室的广东据点。由于“王兴所踞地极险阻”，“羊肠鸟道，曲屈丛杂，刺竹与陂塘相间，骑不得驰突，短兵接战，数步一折，多歧而易伏，皆失其所长”[62]。尚可喜乃采取长期围困方针，征调水陆兵和民夫约十万之众，挖掘深沟，筑造高垒，切断文村同外界的联系。围困至次年（1659，顺治十六年）夏秋之间，文村粮食告罄，寨内买一升米要两千文钱（约合白银二两，即一石米价二百两），一只老鼠也索价一百文。王兴下令允许寨中兵民出寨自谋生路，然而多数人却宁愿忍饥挨饿，不肯离去。这年八月，尚可喜又派使者前来招降，首先称赞了王兴的品德和才能，表示如果他能以事明之心转而仕清当委以重任。王兴知道文村外无救兵，内无粮食，陷落已迫在眉睫，对他的弟弟说：“城可恃而食不支，天也。我终不降。弟善抚诸孤以续先祀，我死且不朽。”[63]他一面命人制造了一口巨大的棺材，决心杀身成仁；一面叫自己的五个儿子护送年老的母亲带着永历朝廷颁给的敕书、印信、令箭前往清军大营谒见尚可喜，目的是保护部下将士和百姓的生命安全。尚可喜以为王兴真心投降，非常高兴，又派使者前来致意；王兴避而不见。八月十七日夜间，王兴宴请所部文武官员和依附人士，宣布已经同清zhengfu达成协议，让大家各奔前程，自作主张。席散，王兴先让妻子张氏和十五个妾自缢，接着点燃了事先准备好的火药，葬身于烈焰之中[64]。明唐王朱聿钐也服毒而死；总督连城璧因在外招兵未罹其难，文村陷落后他拒绝接受清朝官职返回故乡（江西金溪）隐居。在文村战役中，明漳平伯周金汤被俘，总兵李常荣则向清方投降[65]。

文村抗清基地覆灭以后，广东清军转而进攻据守龙门（今属广西防城）的邓耀部明军。1660年（顺治十七年）二月，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和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会商，决定委派韶州副将张玮暂管高雷廉镇务，总统陆师（时栗养志已革职），会合广州、肇庆、高州、琼州、雷州水师和平藩、督标、抚标抽调的官兵大举进攻。四月二十七日攻克龙门，邓耀率领残兵败卒逃入安南[66]。不料，安南不容其存身，“发兵逆击，杀溺贼众无算”，邓耀走投无路，削发为僧躲藏在广西，被清zhengfu查获，遇难[67]。此外，永历朝廷的武英殿大学士兼礼、兵二部尚书郭之奇原来负责联络广东、广西抗清义师，在两广沿边地区被清军占领以后，流亡安南。清zhengfu多次发出檄文招降，郭之奇均不为所动。1661年（顺治十八年）八月，郭之奇被安南当局献给清方，他矢志不屈，于次年（康熙元年）八月在桂林遇难[68]。

第五节李定国、白文选的竭蹶救亡

永历帝进入缅甸，李定国在磨盘山战役中失败后引兵沿边境南撤，互相间的联系逐渐削弱。受李定国派遣负有保护永历皇帝和朝臣、家属责任的靳统武、梁杰等将领眼看朱由榔和随从已经进入缅甸境内，并且接受了缅方解除武装的要求，他们既不敢阻止皇帝的行动，又不愿自动解除武装流亡异邦，因此，靳统武等也带领部下兵将由铜壁关追随李定国部主力向南撤退。

闰正月二十九日，巩昌王白文选领兵由雪山平夷攀崖附木来到陇川。二月十五日，同李定国军相会于木邦。两人都认为云南内地虽然被清军占领，但散处在云、贵、川的兵力还有不少。永历朝廷的逃入缅甸，对诸将的坚持抗清必将在心理上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他们感到当务之急是把永历帝从缅甸接回国内。经过商议以后，由白文选先领兵进至磨整、雍会，这里已是缅境地区。由于天气炎热，白文选命令部下卸甲解鞍，在树荫下休息，派出两名使者找寻缅甸地方官通知这次明军入缅只是为了接回永历皇帝。不料使者在途中被缅人杀害。白文选又派十名骑兵前往说明情由，又遭到缅兵击杀。当时缅甸官员有一种错觉，以为南明皇帝入境避难，明朝的军队大概剩下的不过是一些散兵游勇，已经不堪一击。他们看到白文选军中有不少马匹，就派出一二百骑闯入明军营中抢马。白文选大为震怒，下令整顿兵马，立即反击。缅方抢马的士卒被文选部下兵将追到河边，纷纷溺水而死。缅军主力（据文献说有“数十万”，可能失之夸张）在江对岸列阵，准备迎战。白文选命令部下士卒砍伐树木编造筏排，渡江作战。缅军自恃人多势众，对南明军队看不上眼，主事大臣变牙简说：“汉人无状，然亦不多，须俟其尽渡，然后扼而尽歼诸江中可也。”[69]文选兵坐在木筏上鱼贯而渡，刚渡过一百多骑兵，文选在对岸下令吹起号角，百骑一鼓而前，缅军抵敌不住，阵势大乱。明军占领滩头前进基地后，文选主力陆续渡河，全面进攻，缅军大败，被杀伤兵据说在万人以上。缅甸当局这才知道明军强劲，收兵入城据守。白文选意欲攻城，又担心城内的永历帝的安全，不敢莽撞行事。缅甸官员质问朱由榔：“尔到我家避难，云何杀我地方？”永历帝并不知道白文选率兵前来接驾的详情，回答道：“既是我家兵马，得敕谕自然退去。”[70]随即派官员赍带敕令命明将退兵。缅甸当局唯恐永历使臣同白文选见面后，各自了解对方情形和缅甸态度，不让永历官员出城，而自行派人将敕文送至白文选营。文选叩头接受敕文，当天就下令退兵。

四月间，明将广昌侯高文贵、怀仁侯吴子圣也率领一支兵马入缅迎驾，但他们所取的道路同白文选不一样，大致上就是永历帝入缅的路线。高文贵、吴子圣的军队遭到缅甸当局阻止，他们自以为并没有侵占缅甸领土的意思，不过接出永历君臣罢了。于是，决心动武，杀入蛮莫。缅军抵敌不住，又逼迫永历帝发敕谕责令高、吴退兵。朱由榔一味迁就，派吏部郎杨生芳、锦衣卫丁调鼎前往敕令二将退兵。高文贵、吴子圣接到谕旨后被迫从布岭退兵；文贵忧愤于心，不久病死；而杨生芳、丁调鼎回到流亡小朝廷后，竟以退兵有功，“升秩有差”[71]。永历皇帝甚至在马吉翔和太监李国泰的怂恿下发出敕令给缅甸各守关隘官员说：“朕已航闽，后有各营官兵来，可奋力剿歼”，借以换取缅甸当局的欢心[72]。

当时，李定国、白文选部活动于滇缅边境一带，同据守福建海岛的郑成功、张煌言部等拥明势力还断断续续保持着秘密联系[73]，当然知道永历帝仍在缅甸，并未“航闽”。因此，仍然不断地派遣使者甚至出兵迎接永历君臣。1660年（顺治十七年、永历十四年），白文选率领兵马一直推进到缅甸都城阿瓦附近，九月间永历朝廷收到晋王李定国迎驾疏和致廷臣书，其中写道：“前此三十余疏，未知得达否？今此缅王相约，何地交递？而诸公只顾在内安乐，全不关切出险一事，奈何？奈何？”[74]缅甸当局又要求永历帝发敕书退兵，明军等候多日，不得要领，只好拔营而回。

1661年（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巩昌王白文选托缅甸人秘密送上奏疏说：“臣所以不敢连破缅者，恐缅未破而害先及于皇上尔！为今之计，令多方委蛇，使缅送驾出来为稳著。”朱由榔当时在缅甸的日子已经相当不好过了，在玺书中恳切地盼望李定国、白文选能够迎驾成功。过了五六天，缅甸百姓传说白文选已经在七十里外搭浮桥准备渡江来救出永历君臣。不料几天以后消息传来缅军已把浮桥篾缆砍断，明军无法渡河，最后一次挽救永历朝廷的入缅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这年三月间，沐天波见缅甸当局派兵看守永历君臣，知道情况不妙，同原属晋王的总兵王启隆商议，歃血定谋组织敢死志士数十人杀掉马吉翔、李国泰，保护太子突围投奔李定国、白文选的队伍。这一密谋很快被马吉翔、李国泰察觉，他们谎奏永历帝说，沐天波、王启隆私下勾结缅甸准备谋害皇室。朱由榔没有弄清情况，就下令把沐天波的家丁李成、王启隆的家丁何爱各付其主立即处死。沐天波、王启隆虽未因此遇害，他们为了挽救明室的最后一片苦心却化作了泡影。

在这以后，还有黎维祚充当在缅的永历帝与在边境地区的李定国等营的秘密使者，做迎驾出缅的最后努力。黎维祚曾经任职永历朝廷，朱由榔进入缅甸以后，诸将分别率领部下士众转入边境土司管辖区。在势同瓦解的情况下，黎维祚遍走各营，劝以大义，残存各藩镇都为他所感动，具表迎驾。黎维祚把诸将迎銮表文藏在挖空的木棒之中，于1661年（顺治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到达孟艮府，面呈晋王李定国。定国深表赞同，十月初六日发给令谕一道，其中云：“今皇上入缅，势已危急，若能走通声息，懋建奇功，决不负若。当即为若转奏。”维祚随即赴缅，历尽艰辛到达阿瓦城，因缅人防范甚严，不能面见，托人转呈永历帝。朱由榔阅疏后，十月十五日给敕书云：“皇帝密敕沥胆将军黎维祚，据晋藩奏，尔忠肝贯日，义胆浑身，穿虎豹，趋辰极，烈风劲草，殊轸朕怀。兹授尔沥胆将军督理滇黔楚蜀，遍历诸勋将士，山林隐逸等，谨慎图防，枕戈以俟。候晋、巩两藩举师，四路策应，旦夕是图，勿迟勿忽。”另外还给予空白敕书百道、印三颗。黎维祚把敕印藏在小船底部夹板之内，船上设置神像，敲击钲锣而行。到达孟艮后，定国大喜，命他转报各营将领。联络初定，黎又于十一月动身入缅复命。行至腾越，缅方已经把永历帝献给清军。黎维祚痛心疾首，在得到清将允许后入见永历。朱由榔对他大哭，维祚泪流满面地说：“事今至此，臣惟疾奔告诸营整兵于要道接驾。”他的意思是估计吴三桂、爱星阿等人将把永历帝押送北京献俘，计划联络忠于明室的将领于途中救出。朱由榔说：“儿子，尔可致意十三家等，若能救我出，我只愿修行去。”哽咽不能言。“手剪御衣一片，密写敕付即行。”黎维祚“昼夜兼程抵荆侯营，谋共于贵州偏桥劫驾”。不料清方也考虑到路途遥远，地方不靖，决定将朱由榔父子在昆明处死。黎维祚计划落空，佯狂而遁。这件事在陈起相《沥胆遗事》一文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75]。

第六节清廷向缅甸施加压力和“咒水之难”

占领昆明和云南大部分地区以后，清廷和前线统军大帅在顺治十六年五六月间反复研究是否出兵缅甸捉回永历帝朱由榔。由于路途艰险，云南地方破坏很大，筹集粮草非常困难，满洲兵将又不适应当地气候，宁南靖寇大将军罗托、安远靖寇大将军多尼、征南将军赵布泰等都不愿担此重任，希望早日班师回京休息。因此，清廷兵部会商的意见是由多尼下固山额真宜尔德留镇省会昆明，让平西王吴三桂为统帅，以汉军和绿营兵为主，会同固山额真卓罗带领的少数满洲兵一道进军缅甸。六月初二日经清廷批准，命经略洪承畴部署具体进军事宜。

洪承畴接到朝廷谕旨后，深感困惑。他上疏报告粮饷、兵力不敷，云南地方“蹂躏至极，兵火残黎，朝不保夕。粮米腾贵，买备无出，军民饥毙载道，惨难见闻”[76]。何况，李定国等“逃窜猛猛、孟艮等处”，“而各路土司、伪营残兵各私受定国伪札、伪印，歃血立盟，伺隙起衅，已屡见告。兹若一闻大兵西追，势必共思狂逞，避实突虚，以复窜内地。彼时追剿大兵相隔已远，不能回顾，而云南大兵又以驻扎省城，未能远追，倘致巨逆窜逸，所关匪小”。因此，他建议本年内不出兵缅甸，待明年（顺治十七年）秋收以后八、九月间进兵。至于兵将的安排，洪承畴建议只留部分精锐满兵由卓罗统领驻扎省城，吴三桂的军队则分驻于迤西永昌、顺宁、云州、景东各要害处所，做好稳定云南地方的工作。这就是他针对当时云南情况制定的基本方针：“须先有内安之计，乃可为外剿之图。”[77]

清zhengfu为了弥补自己在兵力、物力、财力上的不足，还企图通过缅甸当局和云南边境土司之手不战而胜。1659年（顺治十六年）九月，洪承畴奉清朝“皇帝特谕”致书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和蛮莫宣抚司，要他们主动交出朱由榔、沐天波和李定国。两件书信的措辞颇多类似之处，前半段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