袋鼠小说

南款北让（第1页）

1874年底，总理衙门基本汇集了各省督抚的复奏，但因为同治帝病死，光绪帝继立，两宫皇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大筹议被暂时耽搁下来。拖至1875年3月，朝廷才发布上谕，令所有在京亲郡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悉心妥议，还是限期一个月复奏。

5月30日，总理衙门奕?等人上奏，给这场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总理衙门驳斥了顽固派反对筹办海防的论调，同时决定海防、塞防并重，表面上看来，这是对海塞防争议的“中和”，但实际上是否决了李鸿章的主张，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

左宗棠在讨论中也批评了丁日昌分建三洋水师的方案，认为海防一水可通，划分三洋可能会造成力量分散，彼此牵制。总理衙门对创设三洋水师倒是持支持态度，但因为财政确实困难，不得不放弃了同时创设三支外海水师的想法，决定先创设北洋水师，等财力渐渐充足，再考虑创设东洋、南洋水师。

对总理衙门的决断，慈禧皇太后当天即予以批准，并以光绪帝的名义明发上谕，正式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这就是所谓的“分洋分任”。至于海塞防之争的另一位主将左宗棠，朝廷也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尽快向新疆进兵，对阿古柏势力进行节节扫荡。

海防大筹议结束之时，也即北洋海防筹建之始，但经费却没有着落。朝廷原定从海关洋税和厘金中，每年拨出海防费用四百万两，但在最初的四个月里，李鸿章收到的却只是一个零头，而且日后长期徘徊在这样的低水平之上！

在近五年半时间里，海防实际得到的费用平均每年还不到七十三万两，而塞防那边，仅左宗棠的西征军，平均每年所得到的军费就高达一千余万两，超过海防实际拨给费用的十三倍还多，而这尚不包括为收回伊犁所赔付俄国的巨额费用。

朝廷原打算海塞防兼顾，但这个看似全面的主张真正实施起来，却变成了重塞防轻海防。与李鸿章同时接受使命的沈葆桢，本来也颇有筹办海防的动力，见状很受打击，感到极为苦恼和愤恨，曾经想与李鸿章联衔上奏，要求户部下文，确保海防专款的正常拨给，但李鸿章认为这样做只是徒费笔墨，没有什么用。概因李鸿章很清楚，如此做法，对于朝廷而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些年中央财政异常困难，其实兼顾海塞防并没有那么容易，一旦左宗棠出师新疆，朝廷在对海防的资金调拨上必然力不从心，所以他在知道朝廷决定海塞防并重后，便一再辞谢督办北洋海防之责，与筹议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紧迫感形成了强烈反差。

海防大筹议结束后，丁日昌被廷旨派往天津，帮助李鸿章办理外交。他建议李鸿章“以南洋之财办北洋之事”，也就是在海防经费严重不足，北洋南洋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干脆把有限的资金全部集中起来，先给北洋一家使用。李鸿章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抉择，当即与丁日昌一起，一再向沈葆桢做工作，希望他予以考虑。

淮系之外，沈葆桢是与李鸿章观点最为接近，私交也最为密切的督抚大员，他能够出任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筹办南洋海防，本身就出自李鸿章的鼎力推荐。沈葆桢在办理台案时，李鸿章曾指派唐定奎率武毅铭军雨夜渡台相助，他对此一直心存感激。如今便投桃报李，慷慨表示，愿意将南洋名下的每年两百万余两白银海防经费，在前三年悉数让给北洋，优先购买船械，这就是“南款北让”。

“南款北让”实行三年后，沈葆桢请求将海防专款仍按原议，分解南北洋，也就是收回“南款”。李鸿章对此当然不能抱有异议，本来他也已经与丁日昌商量好，准备把“南款”用于台湾海防。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沈葆桢不久就去世了，当时肯办和有能力筹办海防的督抚大员屈指可数，寥寥无几，“海军之规划”从此便专属于李鸿章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