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防守失利,震动朝野,朝廷先后下旨,将王心安撤职,对参与防守的山东巡抚丁宝桢、湖北巡抚曾国荃、河南巡抚李鹤年,交部议处,予以降级留任的处分。李鸿章也因连吃败仗,“日久师疲”,遭到朝廷申斥,并命其戴罪立功,一时朝野言论汹汹,比之前的舆论更加难以令人接受。曾国藩是饱尝过“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滋味的,他怕李鸿章会受不了,赶快致书劝其忍辱负重,等待转机,“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不管有没有曾国藩的鼓励和提醒,李鸿章都不得不沉下心来,再谋破局之法,此时正好刘铭传给他献上了一条良策。
李鸿章在刘铭传、鲍超互相攻讦一案中不但请求朝廷宽免刘铭传之罪,还为其弥补兵员损失,把同样损兵折将的树军拆散,仅留三营步队,其余步队六营、马队一营,统统归并刘铭传节制调遣。曾国藩在任时,曾挑选了吉林、黑龙江马队三营,李鸿章又从河南调拨了马勇两营,再加上察哈尔马队,李鸿章将他们也统统拨归刘铭传统率。
李鸿章对于刘铭传的破格“专宠”,让刘铭传更是感激涕零,竭力图报。刘铭传和程学启一样,并非有勇无谋的莽夫,两人的军事思维都相当发达,早在曾国藩督师时期,他就密商于曾国藩,提出捻军一旦渡过运河,便将运河西岸堵住,使其不得回军西向。运东地区北有黄河新河道,南有长江,西有运河,东为大海,刘铭传乐观预计,在如此局促的区域内,只需两个月就可结束战事。
然而此计却并没有能够得到曾国藩的认可。运东也即山东滨海地区,自清代开国以来,还从来没有经过战争,曾国藩害怕朝廷督责,官民埋怨,因此极力主张扼守运河,保住运东富庶之区。
在否定刘铭传的建议后,曾国藩照旧还是把部队部署在运河两岸以守,当时捻军见运河东岸的东军防守严密,西岸又有湘淮军重点把守,难以飞跃,便放弃了东渡运河的打算,刘铭传逼捻军于运河以东的计策也就更加无人问津了。
现在捻军既然已经突破运河河防,也就不存在逼不逼了,刘铭传又想起了他那条曾被束之高阁的计策。
捻军闯入运东后,沿途抢掠财货马匹,给养得到补充,骑兵力量也得到更大程度地加强。然而正如清史研究者所言,捻军“渡过运河的行动是致命的”,这实际也就是刘铭传当初向曾国藩所谏言的,运东地区就地形而言,只利于守势,不利于攻势,捻军惯用的流动作战方式将受到极大束缚,而清军则可以趁势加强黄运防线,进行逼攻围剿。
刘铭传的一名参将也向刘铭传进言,认为运东地区的登州、莱州处于狭窄的丘陵地带,三面环海,西面是黄河、运河,乃兵家所称绝地,他建议不如将捻军逼至登、莱海隅,再三面兜围。这显然比单纯的运东围剿又更进了一步,因为在登、莱海隅,骑兵将更加缺少广大的运动空间,捻军“以走致敌”的特长也更难发挥。
刘铭传当即接受了这一建议。与此同时,他认识到,淮军虽然在运动速度上不如捻军,但步兵大部分都已使用洋枪洋炮,在火力上超过捻军,若能缘河布置重兵,构成一条防线,将捻军围堵在黄河、运河之内,慢慢缩小包围圈,便不难聚而歼之。
有鉴于此,刘铭传将自己原初的设想与参将的建议结合起来,并加以完善,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即“倒守运河,进扼胶莱,制敌奔窜”,具体来说,就是把原来在东岸设防的部队,全部移至西岸,以胶莱河为第一道防线,运河为第二道防线,北面借黄河,南面靠六塘河,将捻军圈入其中进行围歼。
刘铭传拉上潘鼎新,一齐向李鸿章献上此策,他以为自己的方案与李鸿章“扼地兜剿”相合,李鸿章一定会欣然采纳,但未料到李鸿章却心存疑虑,迟迟不敢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