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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守运河(第1页)

让李鸿章顾虑重重的,恰是当初曾国藩拒绝采用的理由,除了捻军已入运东,所谓运东乃富庶之区,不能轻易让捻军闯入这一条,已经不适用外,其他依旧如故。

按照刘铭传的方案,如能将捻军压入胶莱防线以内,并使其不得再出,固是上策,但就怕捻军未必肯深入,或在官军行动尚未来得及协同一致时,便一入即出。退一步来说,就算能够成功,从地图上看,登、莱海隅袤延一千五百里,而且此地不同于臼口,处处富庶,层层山岭,得需要多少兵力扼守,多少兵力围攻,才能消灭捻军?

胶莱河作为内围防线,李鸿章听说已大半淤塞,南半部和中部的河湖都已干涸,他由此推断,山中小河一定也久已无水,也就是说不能对捻军构成太大阻碍,若兴工筑墙的话,又尚需时日,捻军能安安静静地待在罗网之中,看着你们把长墙修好吗?比照先例,咸丰末年时,捻军就曾从登州等地的险山恶水处越过,向南抵达日照、赣榆,如果是那样的话,捻军就算不强渡胶莱河,也照样可以突破内围防线。

运河作为外围防线,山东、江苏两省的运河地段长达五百余里,西岸壕墙难以遽修,即便有一隙之疏,都会重蹈河防前后两次被捻军突破的覆辙。

在“臼口之围”中,清军围攻捻军达五个月之久,最终还是无法可制,运东之围恐怕就更难以奏效了,刘铭传预计两个月就能解决问题,在李鸿章看来,也就只能私下说说而已。倘若这次像“臼口之围”那样,再让捻军冲出包围圈,而且官军还是追不上,久扰地方和兵马损失的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李鸿章罗列了一堆不可为因素,又和潘鼎新交换意见,仍不能定夺,认为刘铭传之议“是能说而必不能做到者”。

看到李鸿章在一个劲地犹豫,刘铭传、潘鼎新各自力劝,刘铭传更是说如果李鸿章再不采纳,他就不干了,反正跟在捻军后面追,再怎么追也追不上。一听刘铭传打算挂冠而去,李鸿章急了,此时朝廷又连发两道上谕,除了针对李鸿章的毫无所成,进行了措辞严厉的训斥外,也一再建议他将捻军驱于海滨,以便就地消灭。

来自军事和朝廷两方面的压力,使李鸿章退无可退,终于决定置个人成败荣辱于度外,采纳刘铭传的方案,先“堵”后“剿”,极力把捻军消灭在由山东的运河、胶莱、黄河、六塘河所构成的长方形框子里。

下定决心后,李鸿章一边奏调和集合周围数省兵力,对捻军进行诱压,将其逼入胶河防线以内,一边着手布置新防线:把运河东岸长墙倒运至西岸,调直、鄂、豫、皖军与淮军严密防守,阻击捻军渡过西岸;调淮军主力与东军至胶莱,不让捻军过胶莱以西;以黄河为北面防线,派直隶总督刘长佑等率洋枪队守北岸,以六塘河为南面防线,由漕运总督张之万率湘军一部把守六塘河南岸,使捻军不能北越黄河,南走六塘。

在李鸿章的主持下,胶莱防线各部顶着炎炎烈日,冒暑在胶莱河西岸兴筑修筑了一条长达二百八十余里的堤墙。1867年7月下旬,李鸿章巡视运河和胶莱河防务,发现运河防务大致已经就绪,胶莱河防务虽然也初步有了一个样子,但每营弁勇需防守五里,在河水浅涸的情况下,兵力终究显得有些单薄,而且东军一如既往的疲弱涣散,其分守的八十里防线,显得特别不可靠。

东军无精打采,与山东巡抚丁宝桢及其东军将领对“倒守运河”持消极态度不无关联,他们所希望的其实是迅速把捻军赶出山东,而不愿其辖境成为战场。李鸿章对此很是担心和忧虑,然而又没什么办法,因为缺了东军,防线力量就不够了。

得知清军设防胶莱河,捻军连忙由登、莱海隅回头,准备突出胶莱河防线。在屡被击退后,赖文光派出游处四处侦察,终于在东军王心安部的潍河口段找到了突破口,潍河与胶莱河在下游的距离很近,潍河也因此被纳进了胶莱防线,东军在此处的营垒才刚刚建成,堤墙尚未筑好,守军防守亦不严密。

捻军突入运东时,就是从王心安把守的运河段打开了缺口,早就将之视为最不足畏的软肋,这次便决定仍从他身上开刀。8月19日,捻军集中全部马步队,向王心安汛地发起冲击,消灭王部六七百人,王心安仅以一骑逃遁。潘鼎新的鼎军距突破口仅四十里,但已无从顾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捻军渡过潍河,扬长而去。

胶莱河内围防线被突破,意味着李鸿章的河防计划已破产一半,朝廷闻讯又惊又怒,明降谕旨,命将李鸿章、潘鼎新交部议处,又将丁宝桢摘去顶戴,革职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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