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饷是筹办海防绕不过去的一个难点。筹办海防需款甚巨,而中央财政又极为拮据,无法为之提供足够资金,即便兴办民企,也是远水难解近渴。李鸿章的“停止西进”,是建议停止进兵新疆,转而对阿古柏改用招抚办法,准许他像云南、贵州、广东等地的苗瑶土司那样,当个部落头目,实在不行,也可以将阿古柏政权视为藩属,只要能像越南、朝鲜那样奉中央zhengfu为正朔即可。
按照李鸿章的想法,只要停止用兵新疆的行动,已经出塞和尚未出塞的各军饷项就能省下来,国家便可以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海防之饷,用于创设外洋海军以及加强东南沿海炮台防御。此思路并非始自李鸿章一人,曾国藩临死前,新疆就已经大半沦陷,他曾为此上奏,建议暂时放弃关外,先清关内,也就是先置新疆于不顾,等内地恢复元气再去理会的意思。
李鸿章称赞老师的观点高屋建瓴,乃老成谋国的见识。他进一步分析说,国家财力有限,要想同时重视海疆和边疆的军备,是很难做到的,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他看来,不收复新疆,于国家的肢体元气而言并无多大伤害,其中的伊犁北临俄国,南接英属印度,即便收复,也难以长久固守。海疆则不同,东南沿海是中央zhengfu的财源地,天津则是京师门户,如果沿海失守,就意味着zhengfu的财源被切断了,其政治中心也将同时受到威胁甚而被敌国占领。对于一个政权而言,政治和经济中心双双失守,显然是件不堪设想的事,两次鸦片战争就是明证,在海疆承受着巨大外来压力的情况下,若不着重加强其军备,难免还会重蹈覆辙。
这都是理性的阐述。事实上,从总理衙门大臣到李鸿章,这时候还受到一定的感性支配,那就是他们内心都很焦急。而导致他们格外焦急的直接动因,又都来自台湾事件及《台事专约》所造成的刺激。
作为《台事专约》的签字者,文祥深感屈辱,“气愤不过”,因此在《台事专约》签约后的第五天,就和奕?一起起草了“六条”。李鸿章不仅同样愤懑在胸,而且已意识到未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外敌和竞争对手,已不是西洋大国,而是东洋日本。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日本毕竟只是弹丸小国,地小财缺,力量有限,而中国地大物博,如果相持下去,战胜它是有可能的。再者,日本的国际处境与中国相似,在西洋人面前照样点头哈腰,它之所以在台案中咄咄逼人,不过倚仗着有两艘铁甲船而已。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也能买到两艘铁甲船,虽不足以敌西洋,难道还不可以与日本争胜于海上吗?
李鸿章暂缓西征、节饷以备海防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遭到另一名超重量级疆臣的坚决反对,此人就是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