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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办“祸首”（第1页）

“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梁启超的这句评价，前半句是事实，后半句却未必中肯。即便是李鸿章自己，作为一个实力外交论者，对于弱国外交家的艰难也深有体会，他曾颇有感触地说：“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处友，彼此皆有相当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亦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步，专欲仰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

北京城中的李鸿章，就处于这样一种国家已毫无地位和资格，自己如入虎狼之穴，纵算巧舌如簧，亦无济于事的境地。对于瓦德西的冷脸相向和联军的我行我素，李鸿章毫无办法，只能忍受屈辱，苦苦哀求各国公使说情，劝阻“联军毋庸西去”，同时继续谋求与瓦德西直接会晤。

这一时期，清廷彻底改变立场，进一步对纵容义和团的“肇祸”王公大臣予以追究，成为李鸿章推动议和停战的重要资本。在到达北京的次日，他就与奕劻会衔奏请从严惩办“祸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阻止联军西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清廷指示李鸿章和奕劻就惩办“祸首”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候旨定夺。经过再三斟酌，李鸿章和奕劻复奏，建议将“祸首”加重“至圈禁发遣为止”。

不料各国公使对此并不买账，他们要求将所有涉案王公大臣一律予以正法。就李鸿章个人的情感来说，在保全慈禧本人不被追究的前提下，他是希望借洋人之口，迫使朝廷诛杀和放逐官场中那些最顽固保守、盲目排外的王公大臣的。问题在于，正法一旦涉及朝廷贵胄，就关乎清室脸面，这样的处分在慈禧那里很难通得过，再者，奕劻自己也是王公，免不了会有兔死狐悲之感。两人经过商量，一面与各国公使交换意见，一面电请驻外公使进行斡旋，希望在迅速议和的同时，能够减轻处分，但他们的努力并没有任何效果，各国拒绝和议，瓦德西指挥联军继续西犯。

李鸿章、奕劻立即电告慈禧，将各国公使的要求做了陈述。慈禧对此很是不满，说：“经朝廷磋商，载漪等人最多只能到圈禁、遣戍为止，洋人仍不罢休，实在令人愤恨。”

愤恨归愤恨，惩办“祸首”的问题不解决，议和就连影子都看不到，而且此前李鸿章等人为求尽早恢复社会秩序，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已请求各国尽量宽大，将她慈禧从惩办名单中删去了。这些慈禧心里都是很清楚的，故而在纠结一阵后，她仍不得不考虑组织朝廷臣僚重拟载漪等人的罪状。1900年11月11日，荣禄到达西安，入参枢密，在他的劝说下，三天后，慈禧发布谕旨，宣布对“肇祸诸臣”升级惩处，借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友邦之憾”，其中包括载漪革爵，与载勋等一起交宗人府圈禁，以及赵舒翘革职留任，毓贤发往极边充当苦差等，只有刚毅因已经病死，得以免于议处。

清廷的这番姿态，终于产生了一定效果。11月15日，瓦德西终于接见了李鸿章、奕劻，在谈话中，李鸿章、奕劻要求尽快开始谈判，瓦德西声称“和议之事，可望于短期之内实现”，并“明白宣布”联军将在直隶过冬，他同时要求清军撤出直隶，理由是直隶是他的“占领区域”，只有清军撤出，他才能“停止一切敌视行动”。

20日，瓦德西进行回访，当面交给李鸿章一份联军占领区域图。李鸿章看完图后，虽觉得占领区域“过于宽广”，但为了尽快争取和局，仍密令直隶清军照此行事，且强调不得与联军“接战”，以免给对方提供挑衅滋事的借口。

瓦德西方面已经松了口，然而各国公使对于清廷此次惩办“祸首”仍不满意，认为“祸首”中无一人正法不说，还未涉及董福祥。他们联合发出声明，坚决要求处死载勋等人，并惩办毓贤、董福祥，否则“和议断难望成”。

事实上，不仅各国公使，就连李鸿章和东南督抚，也都觉得慈禧袒护清廷亲贵，对“肇祸诸臣”的处分有避重就轻之嫌。他们对荣禄回到行在后的作为甚感失望，觉得在李鸿章、奕劻“格柱于外”时，荣禄并没能起到“斡旋于内”的作用。荣禄则专门致电解释，一面替朝廷辩解，一面又为自己表功，说朝廷之举，乃是他“婉切上陈”的结果。李鸿章对此非常反感，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毫不客气地讥讽荣禄一回行在，便又露出了一贯善于逢迎讨好慈禧的嘴脸，“颇自居功，圆媚可卑”。